论我国 《海商法》中“提单持有人”的内涵限定与外延拓展
郑 梁

摘 要：“提单持有人”是海商法中基本的涉人概念之一，在某种意义上是连结海上货物运输法和国际货物买卖法这两大领域的枢纽。然而，我国现行法律对此规定并不明确，相关条文之间亦存在逻辑矛盾。本文试图运用比较分析和判例解读的方法，对我国《海商法》中的“提单持有人”及其内涵与外延作一相对清晰的界定。

关键词： 提单持有人； 认定要件；外延；判例研究


“任何一门科学成熟的标志，总是表现为将已经取得的理性知识的成果——概念、范畴、定律和原理系统化，构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 ，而“理性认识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形成概念范畴、并将概念范畴序列化、体系化的过程，同时也是理论和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笔者以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修正工作同样需要从规范和统一其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做起。以“提单持有人”这一概念为例，提单持有人/收货人作为提单债权关系中的两方当事人当无疑义，然而我国现行法律恰恰对何谓提单持有人并无明确界定，进一步而言，学界对于是否有必要设立“提单持有人”概念亦有争议。本文通过比较研究国外相关立法，结合近年国内的海商司法实践，试图对“提单持有人”的内涵与外延作出更加明确、合理的界定。

一、“提单持有人”概念的立法模式
现今各主要海运公约（草案）及世界各主要海运国家的海商法典对于“提单持有人”概念的界定方式可大致分为以下三类：其一，明确界定型，典型代表为美国1916年《联邦提单法》、英国《1992年海上货物运输法》及2002年“CMI运输法草案”； 其二，间接规定型，如1994年《挪威海商法》及1999年《俄罗斯联邦商船航运法典》； 其三，无专门规定型，台湾地区1999年修订《海商法》 及目前海运领域的三大国际公约皆属此种类型
我国《海商法》亦未就“提单持有人”定义作专门规定，但在该法第71、78和95条中多处涉及提单持有人的权利义务的相关规定，第77条也间接提及这一概念，并直接导致与第78条间的逻辑矛盾，具体而言：
第77条：“除依照本法第75条的规定做出保留外，承运人或者代其签发提单的人签发的提单，是承运人已经按照提单所载状况收到货物或者货物已经装船的初步证据；承运人向善意受让提单的包括收货人在内的第三人提出的与提单所载状况不同的证据，不予承认。”
第78条：“承运人同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据提单的规定确定。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不承担在装货港发生的滞期费、亏舱费和其他与装货有关的费用，但是提单中明确载明上述费用由收货人、提单持有人承担的除外。”
从前述第77条的字面意思看，“收货人”显然被受让提单的“第三人”亦即“提单持有人”所涵盖，而从第78条措词看，立法者又把“收货人”同“提单持有人”并列处理，其间的矛盾之处显而易见。

二、 “提单持有人”的认定要件
如前所述，尽管美国1916年《联邦提单法》、英国《1992年海上货物运输法》及2002年“CMI运输法草案”都对“提单持有人”概念做出了明确的界定，但又有明显的差异。
《Pomerene Bills of Lading ACT 1916 》Sec.80101.Definitions (4)：“’Holder’means a person having possession of, and a property right in, a bill of lading.”由此，为该法认定的“提单持有人”必须具备两个要件：其一，实际占有提单；其二，享有该提单的权利。但该法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何谓“有提单权利的人”，显然，我们无法要求承运人在凭单交货前先识别对方是否为“有提单权利的人”。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Act 1992》5.Interpretation etc.(2) References in
this Act to the holder of a bill of lading are references to any of the following persons, that is to say: (a) a person with possession of the bill who, by virtue of being the person identified in the bill, is the consignee of the goods to which the bill relates; (b) a person with possession of the bill as a result of the completion, by delivery of the bill, of any endorsement of the bill or, in the case of a bearer bill, of any other transfer of the bill; (c) a person with possession of the bill as a result of any transaction by virtue of which he would have become a holder falling within paragraph (a) or (b) above had not the transaction been effected at a time when possession of the bill no longer gave a right (as against the carrier) to possession of the goods to which the bill relates; and a person shall be regarded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ct as having become the lawful holder of a bill of lading wherever he has become the holder of the bill in good faith.
从中我们不难归纳出英国法下提单持有人的认定要件：首先，实际占有提单；其次，通过合法方式取得提单，具体包括：1、提单上注明 ；2、提单的背书或交付转让；3、提单善意取得。
2002年“CMI运输法草案”1.12规定：“‘持单人’系指以下人士：（a）暂时拥有可转让的运输单证或独家[检索]/[控制]可转让的电子记录，和（b）具备下列条件中的任何一个：（一）如果该单证为订货单，而此人在其中被认定为托运人或收货人，或是该单证的适当背书人，或（二）如果该单证为空白背书订货单或无记名单证，而此人是这类单证的持有人，或（三）如果使用了可转让的电子记录，而此人根据第 2.4条能够证明其可[检索][控制]这种记录。”可见CMI运输法草案对“持有人”的认定标准相对较低，除了要求对单证或电子记录的“暂时拥有”（或“控制”）外，并没有明示此种“控制”是否必须“合法”。显然，这一规定流于宽泛，有碍于交易安全。
因此，有学者认为英国法的做法更值得借鉴，进而提出“提单持有人”是指占有提单并通过提单签发或提单的正当转让程序取得这种占有的人。” 依据这一定义，托运人和提单瑕疵转让中的善意持有人均被包括在内。对于后者，应无疑异，只是我国目前尚无完整的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更无提单善意取得的配套规定；同时，由于我国《海商法》第42条第3款对“托运人”所下定义的特殊性，导致学界围绕所谓“第二种托运人”的身份地位问题，以及在FOB贸易合同下，承运人到底应将提单签发给谁，即谁是FOB贸易合同下提单的“第一合法持有人”问题持续争论，此即当“托运人”自己持单向承运人主张权利时，如何界定其身份的问题。

三、 提单持有人的外延研究
作为提单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提单持有人”是一相对宽泛的概念，在不同情形下，托运人、收货人、货物所有权人和提单质押权人都有可能成为“持有提单的人”，但笔者以为，“持有提单的人”并不能与“提单持有人”划等号。
（一）托运人是否能成为提单持有人？
美国1916年《联邦提单法》明文规定“提单持有人”“不包括通过承运人签发提单而持有提单的人。” 英国1992年《海上货物运输法》没有将托运人明文排除在外，但从该法第5条第2款第1项的规定，应该可以推导出在托运人同时也是记名指示提单的收货人时，属于“提单持有人”。同时，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三工作组（运输法）对“运输法草案”1.12的解释，“持单人”可包括托运人、收货人和任何可能的中间持有人，同时还包括他们的代理人。我国《海商法》没有明文规定当托运人持有提单时是否也能称为“提单持有人”。从第78条的规定看，“承运人同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据提单的规定确定。”也即上述三者间构成通常所说的“提单法律关系”，显然有别于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托运人即使实际持有提单，其地位也与提单法律关系中的“提单持有人”不同，两者理应区别对待。 但问题在于，根据我国《海商法》第42条第3款对“托运人”的定义，托运人包括“缔约托运人”和“交货托运人”，当承运人把提单签发给“交货托运人”比如FOB贸易合同下的卖方时，同一提单下可能同时存在两个合法的托运人，而此时的“交货托运人”同时也可能是实际上持有提单的人，此时“交货托运人”与承运人的关系究竟是以运输合同为准还是以提单记载为准，不无疑问。
“交货托运人”事实上并未与承运人缔约，其与承运人之间的关系不受运输合同制约应无疑异；那么FOB贸易合同下持有提单的卖方是否理所当然地取得“提单持有人”的地位而将其与承运人间的关系置于提单规定之下呢？
《汉堡规则》首先对第二种托运人作出了规定，其目的在于“以法律的形式赋予FOB项下卖方把自己写入提单‘托运人’栏的权利，确定了其作为托运人的法律地位” 。一般认为，尽管我国《海商法》对第二种托运人的规定与《汉堡规则》略有出入，但立法意图应是相同的，即使FOB贸易合同下卖方被记载于‘托运人’栏的权利合法化。基于上述理解，笔者认为FOB贸易合同下卖方取得交货托运人资格的前提也应该是其名字被记载于提单“托运人”一栏，换言之，未被记载于提单上“托运人”一栏的卖方，无权要求承运人签发提单。 然而在实务中却大量存在着尽管提单托运人栏记载为FOB合同买方,但承运人仍将提单签发给卖方的情形。由此很自然地产生另一个问题：当FOB合同下的卖方持有托运人栏记载为买方的提单，且提单尚未流转出去时，该卖方的身份如何？
二、相关判例研究
我国早年的司法实践曾认为当FOB合同下的卖方持有托运人栏记载为买方的提单，且提单尚未流转出去时，该卖方无权依据提单享有诉权。 显然，如此一来，对于FOB合同下的卖方而言，其处境非常被动。因此，近年来的司法实践在此问题上已有了明显改变：

判例一、“厦门建发公司诉香港美通船务有限公司案”

厦门海事法院的判决肯定了FOB术语卖方具有“实际托运人”法律地位的观点。该案中原告作为FOB术语的卖方出运货物后，取得承运人签发的托运人栏记载为买方、收货人凭买方指示的提单。承运人在目的港没有收回正本提单的情况下，将货物放给了买方。原告认为:根据我国《海商法》第42条关于托运人的定义，托运人包括FOB术语将货物实际交给承运人的发货人。被告向原告签发了提单，证明被告承认原告的托运人法律地位。原告有权凭提单向被告主张权利。

该案经过一审和上诉，法院的判决均支持原告的观点。二审法院在介绍该案时，重点指出:该案涉及的买卖合同为FOB术语条件，原告作为货物卖方，虽然未记载为提单托运人，但其因实际交付货物，可以成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托运人。因为法律并没有将提单上的记载作为托运人成立的条件之一，所以是否在提单上记载并不影响卖方成为交货托运人。从法律的相关规定来看，既然《海商法》已经明确规定了托运人的定义，应该认为符合法律规定的两个条件之一的人就是托运人，“法律没有将在提单上的记载作为认定托运人地位的条件之一，因此应该认为是否在提单上记载并不影响一方成为托运人。反之，如果一方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仅在提单上被记名为托运人，这也并不能使他成为真正的托运人”。法院判决确认了FOB术语卖方为运输合同托运人。承运人无单放货行为违反了运输合同规定承运人有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的义务，对此造成托运人的损失，作为托运人一方的FOB术语卖方当然有权提出索赔权。法院进一步认为:“我国《海商法》关于交付货物托运人的定义，正是考虑到了实际操作的情况，为了保护卖方的实际利益才做这样的规定。”

判例二、“浙江纺织集团公司诉长荣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案”
原告同案外人买方签订了FOB术语条件的货物出口合同，信用证方式付款。嗣后卖方依据合同通过货代公司向承运人订舱出运货物，支付了运费，并取得了承运人的代理人签发的正本海运提单。由于货物的出运超过了信用证规定的期限，浙江纺织公司托收货款，但无人赎单，全套贸易单证由银行退回。而承运人在涉案提单均未收回的情况下将货物放行，卖方凭提单诉承运人无单放货。

在该案中，被告(承运人)以提单上记载的托运人并不是卖方为由，主张卖方并不是运输合同中的托运人，卖方与承运人之间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初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对被告的观点并不支持。法院认为:原告委托货代公司向作为被告的承运人交付货物，支付运费，并提出了缮制提单的具体要求，被告则完全按照原告的要求签发提单，将第三家国外公司记载为名义托运人，并从货代公司处收取了涉案运费。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原告和被告之间事实上建立了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因此法院判定原告即是缔约托运人，被告所主张的关于双方之间并无运输合同关系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并不支持。

三、对上述两案的评析
从表面上看，前述两案中法院最终都确认了卖方的托运人地位，但具体的判决理由和推导过程却有本质上的区别。

就案一而言，法院完全没有考虑承运人向卖方签发提单的合法性问题，而是通过对现行法条的机械解释，将此时的卖方定位为托运人并进而赋予其诉权。按照这样思路，在同一运输合同下岂不是又同时出现了两个“托运人”？显然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因此，笔者认为此案的判决结果是值得商榷的。
劳动部


职业培训实体管理规定
1994年12月14日，劳动部

第一条 为规范职业培训实体的管理，发展职业培训事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职业培训实体是指开发劳动者职业技能，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强劳动者就业能力和工作能力的各类培训机构，主要包括社会组织和个人单独或联合举办的技工学校、职业（技术）学校、就业训练中心、职工培训中心（学校）等；也包括境外机构和个人、外商投资企业（机构）单独或同境内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组织联合举办的培训实体。
第三条 职业培训实体应根据市场需求，承担各类职业培训任务，为社会培养具有职业技能的劳动者。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应定期发布职业需求信息，指导职业培训实体按需培训。
第四条 职业培训实体的培训对象包括：
（一）初次求职人员、失业人员、在职人员、转岗转业人员、出国劳务人员、境外就业人员、个体劳动者以及农村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人员、农村向城镇流动就业的劳动者；

（二）需要提供专门的职业技能培训的妇女、残疾人、少数民族人员、军队退出现役人员；
（三）其他需要学习和提高职业技能的劳动者。
第五条 职业培训实体应依法开展职业培训活动。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综合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职业培训实体。
第七条 职业培训实体可根据需要，采取多种形式办学。具备条件的职业培训实体可申请建立相关工种职业技能鉴定所（站）。
第八条 职业培训实体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一）稳定的经费来源；
（二）与办学规模相适应的办学场所，与专业（工种）设置相适应的培训设备和实习、实验场所；
（三）与办学任务相适应的师资和管理人员；
（四）必要的教学文件、教材、教具、教学仪器、图书资料和管理制度。
第九条 职业培训实体的开办、更名、撤销应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一）以培养初级职业技能水平的劳动者和非技术岗位的劳动者为主要任务的职业培训实体，政府举办的，由当地人民政府批准，报上一级劳动行政部门备案；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组织举办的，由其上一级主管部门审批，报同级劳动行政部门备案；个人举办的，由县、区劳动行政部门审批，报上一级劳动行政部门备案。
（二）以培养中级职业技能水平劳动者为主要任务的职业培训实体，国务院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社会团体）举办的，在商得职业培训实体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行政部门同意后，由国务院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社会团体）批准；地方有关单位或个人举办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行政部门审查，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三）以培养高级职业技能水平劳动者为主要任务的职业培训实体，由国务院劳动行政部门审批。
（四）跨地区（部门）举办职业培训实体，应征得培训实体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同意。
（五）境外机构和个人、外商投资企业（机构）单独举办的职业培训实体，按照上述规定执行。
（六）职业培训实体的更名、撤销亦按上述管理权限办理。
（七）企事业单位举办的职工培训基地，由企事业单位自行批准，报当地劳动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条 职业培训实体实行行政领导负责制。校长（主任）全面负责职业培训实体的管理工作。校长（主任）应具有国家规定的任职资格，并应按规定程序任免或聘任。
第十一条 职业培训实体应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作用。
第十二条 职业培训实体有权依法确定招生数量、招生办法、专业（工种）设置、内部机构设置、教职工聘任办法和奖金分配制度。
第十三条 职业培训实体可以与学员签订培训合同；也可以与用人单位签订培训合同。培训合同应明确培训目标、培训内容、培训期限、培训费用或毕（结）业后的就业方式等。
第十四条 职业培训实体应按照国家颁布的专业目录设置的专业（工种）教学，并执行国务院劳动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国家无统一规定的专业（工种），可参照国家颁发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自行制定。
第十五条 职业培训实体应根据专业（工种）设置的实际需要，加强实验室、实习场所的建设。
第十六条 职业培训实体应采取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开展教学研究，进行教学改革。
职业培训实体应结合培训内容加强爱国主义、职业道德和法制教育。
第十七条 职业培训实体教师必须具备《教师法》规定的教师资格，符合《技工学校教师职务条例》或其它有关专业技术职务条例规定的任职条件。
职业培训实体生产实习指导教师可实行教师职称和专业技术职称或技师职称（职务）双职称制度。
第十八条 职业培训教师实行资格证书和考核制度以及职务聘任制度，并按国家规定，确定工资、教龄津贴和有关福利待遇。
第十九条 职业培训实体毕（结）业生，按照国家规定实行毕（结）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
第二十条 职业培训实体毕（结）业生就业实行双向选择或自谋职业。对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毕（结）业生，职业介绍机构优先推荐就业。
第二十一条 职业培训主要经费来源：
（一）政府财政部门和办学主管部门的拨款；
（二）地方政府预算安排的就业经费中用于失业青年就业训练的经费；
（三）当年收缴的失业保险费中用于失业职工的转业训练经费；
（四）按规定收取的培训费；
（五）地方发展教育基金用于职业教育的部分；
（六）企业营业外支出和职工教育经费中用于职业培训的部分；
（七）职业培训实体所办企业的创收；
（八）境内外机构及个人的捐款、援款和贷款；
（九）其它经费来源。
第二十二条 职业培训实体收取培训费的标准和使用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行政部门商同级物价、财政部门规定。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向不办学或办学任务不足的企业提取职工培训经费，用于扶持公共培训实体为这些企业代培职工。
对承担培养具有中高级职业技能水平劳动者任务的职业培训实体，有关部门应逐步增加资金投入。
第二十四条 职业培训实体有权拒绝各种摊派。任何部门不得擅自提取办学经费及职业培训实体兴办企业的创收和收取的培训费等，不得减少对职业培训实体的正常拨款。
第二十五条 各类职业培训实体违反培训合同的，劳动行政部门劳动监察机构应给予警告，责令改正；给学员或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处以罚款。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有关规定收取培训费或不按规定使用，劳动行政部门劳动监察机构应责令其改正，对多余部分应予以没收；情节严重的处以罚款。
第二十七条 对贪污职业培训经费的单位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者，应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对未经批准擅自举办职业培训实体，或管理混乱、培训质量低下、滥发毕（结）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的，劳动行政部门劳动监察机构应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以罚款。
第二十九条 就业训练中心和非劳动部门所办就业训练实体的管理按《就业训练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行政部门可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办法，并报国务院劳动行政部门备案。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