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枪到一针看中国法治的进步

陈杰人

　　近日，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我国将全面推行以注射方式执行死刑的消息。这个消息在让民众感到新鲜的同时，也让法律工作者们感到了欣慰。同样是依法剥夺罪犯的生命，用注射方式取代枪决的办法，体现了我国对包括罪犯在内的一切人的尊严的重视和法治的进步。可以说，从一枪到一针，变化的不仅是形式，更重要的是观念。

　　追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死刑起源于原始社会的血亲和氏族复仇，泛滥于奴隶社会和残暴的封建社会及教会统治时期，自17世纪以后，随着启蒙思想的勃兴，死刑开始受到限制，并由此引起了数百年的关于死刑的存废之争。到当今社会，限制死刑已经成为世界性趋势。

　　伴随着死刑的历史发展轨迹，死刑的执行方式也经历了简单——复杂又残暴——文明的历程。在古代死刑泛滥的社会，死刑的行刑方式有多种多样。从中国商代的炮烙之刑、让死囚承受千刀之痛的凌迟处死、罪犯受刑后长时间不死的腰斩到西方社会的车裂、绞肠、桩刑、站笼等各种处死方式，可以说在让罪犯承受肉体痛苦方面无所不用其极。曾经有一本介绍人类死刑大全的书，列举了人类社会中有据可考的死刑方式300余种，其中一些方式让人不忍卒读。

　　上述残酷死刑的存在，与死刑的观念有着必然的联系。从报应刑论到目的刑论，体现了人类对待刑罚，特别是对待死刑的观念变化。在古代社会，因为多数人以及统治者都认为死刑主要是基于报应的原理，对罪犯课以刑罚，就是以恶害报恶害。这点，在绝对报应刑论者的观念中表现得尤为强烈，他们认为，刑罚就是报应，除此以外，刑罚不再有任何其他意义。

　　而目的刑论者认为，刑罚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有在为实现其他一定的目的（如保护社会、预防犯罪）的时候，它才具有意义。

　　显然，当一个社会将刑罚仅仅看作是报应时，就会尽量追求这种报应的残酷和深重，表现在死刑的执行方式上，就是运用尽可能残酷的方式。

　　在文明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即便是一个罪犯，他除了应当对他所犯的罪行依法负责外，不应当再承受更多的惩罚。具体到死刑犯而言，司法机关决定依照法律剥夺他的生命，但这仅仅限于剥夺其生命。除此以外，除非法庭特别判决，死囚也不能受到其他任何处罚。

　　1996年，我国修改了《刑事诉讼法》，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者注射等方法执行”。这一修改，确定了注射执行死刑的合法地位。

　　众所周知，枪决的方式，虽然比起斩首等方式来要文明得多，但这种方式毕竟还是会使罪犯承受较多的肉体痛苦，况且，它仍然保留了血腥的形式。但是，注射却使死囚免受了肉体痛苦，可以说，以目前现有的技术手段看来，注射近乎使死囚安乐死，是最文明的死刑执行方式。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现在也只有少数国家运用注射的方式文明处决罪犯。从枪决到注射的转变，体现了我国尊重罪犯人格的司法观念。从法治的角度看，也是罪犯和普通人在人格方面平等的体现。这种转变，实质上就是我国法治的进步。


不烧“三把火”彰显司法内在品质

毛立新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而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转任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孙谦却反其道而行之，上任伊始即提出平和、公正、文明是司法的内在品质，要积极稳妥地执行法律。他还在全省检察长会议上指出：司法机关最要不得形式主义，最要不得华而不实。（《法制日报》7月6日）他以“平和、公正、文明”六字取代“三把火”，虽然少了些轰轰烈烈，却弘扬了司法的内在品质，更加契合法治精神。

法贵恒久、持平，忌朝令夕改、宽严无度。与之相适应，司法工作也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连续性和一致性，以保证法律实施后果的确定性、可预期性，从而保障社会平稳运行。因而，司法工作有其独特的内在品质，与一切形式主义、急功近利、官场作秀不相容。孙谦之举，虽比不上一些新官上任显得热闹，却遵循了司法工作的自身规律，体现了求真务实的精神，着实值得赞赏。

长期以来，司法工作中沾染了种种形式主义恶习。一些新官初上任，往往是业务没学通、情况没摸透，就开始制定远大目标、出台宏伟规划，最终结果都成一纸具文。还有一些领导急于扩大影响、捞取政绩，动辄打破常规工作，搞所谓“突击”、“会战”，或者热衷于搞所谓突破法律的“改革”与“创新”，满足于表面上热热闹闹，结果是荒废了业务、贻误了工作。

认识司法工作的特殊属性，坚守其“平和、公正、文明”的内在品质，对于充分发挥司法职能、构建和谐社会甚为重要。对司法工作者而言,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戒除功利之心。正如肖扬大法官在纪念法官法、检察官法实施十周年座谈会上指出的：“法官要维护司法公正，必须把一己好恶抛在脑后，把金钱、名利置之度外”。其次，要加强业务学习，掌握法律专业知识，领悟现代法治理念，锻造司法工作者应有的智慧和理性。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