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部


交通部文件

交水发[2001]710号


关于重新发布《交通部水运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厅（局、委），长江、珠江航务管理局及有关企事业单位：

为加强水运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的管理，促进技术进步，保证工程质量，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和国家有关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在原《交通部水运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管理办法》（交基发[1994]873号）的基础上，参照《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管理办法》，部重新制定了《交通部水运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管理办法》，现予发布，请遵照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章）

二○○一年十二月一日



交通部水运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水运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的管理，促进技术进步，保证工程质量，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和国家有关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并参照《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水运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的制定或修订、审批和发布等的管理。

第三条 水运工程建设行业标准是指水运工程技术标准、规范、规程和规定等。水运工程建设行业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

第四条 强制性标准是水运工程建设中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人身健康、环境保护和其他公众利益的，以及保护资源、节约投资、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政策要求的，必须强制执行的标准。

第五条 下列标准属于强制性标准：

（一）水运工程建设的勘察测量、设计、施工（包括安装）和维护等重要的技术标准；

（二）水运工程建设涉及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标准；

（三）水运工程建设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四）水运工程建设需要强制执行的其它标准。

第六条 水运工程建设非强制执行的标准属于推荐性标准。

第七条 交通部是水运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的行政管理部门，交通部水运司负责水运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的归口管理工作。



第二章 标准的计划



第八条 水运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的计划分为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五年计划是编制年度计划的重要基础，年度计划是确定工作任务和组织编写标准的主要依据。

第九条 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交通部水运司根据工程建设管理的需要提出编制五年计划的统一要求，有关规划、建设、设计、施工、科研和院校等单位根据编制五年计划的统一要求提出项目建议。

（二）交通部水运司对五年计划的项目建议进行汇总，召开专家研讨会，编制水运工程行业标准五年计划和《水运工程建设行业标准体系表》。

第十条 年度计划根据水运工程建设行业标准五年计划和《水运工程建设行业标准体系表》及水运工程建设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发展要求进行编制。各有关单位结合前期调研工作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于每年4月底前向交通部水运司提出标准制定或修订的立项申请报告。

第十一条 年度计划由交通部水运司在组织行业有关专家评审的基础上进行编制，由交通部下达。

第十二条 各主编单位必须按年度计划要求组织实施。如在执行计划过程中出现特殊情况，年度计划需进行调整时，主编单位应向交通部水运司提出调整计划的申请报告，经批准后，方可实施。

第十三条 交通部水运司负责对计划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并协调解决计划执行中的重大问题。



第三章 标准的编制



第十四条 水运工程建设行业标准制定或修订工作的主编单位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承担过与该水运工程建设行业标准项目相应的工程建设规划、勘察测量、设计、施工或科研任务；

（二）具有丰富的工程建设经验、较高的技术水平和组织管理水平，并能组织解决水运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编制中的重大技术问题。

第十五条 水运工程建设行业标准制定或修订工作的参加单位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承担或参加过与该水运工程建设行业标准项目有关的工程建设规划、勘察测量、设计、施工或科研任务；

（二）具有较丰富的工程建设经验、较高的技术水平。

第十六条 水运工程建设行业标准制定或修订工作的编写人员应为从事相关专业、具有丰富的工程建设经验和较高的技术水平的工程技术人员。

第十七条 标准的编制必须贯彻执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政策，适应工程建设和技术发展的要求，体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和经济合理的原则。

第十八条 标准的编制，应积极采用成熟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料等方面的成果。

第十九条 标准编制中涉及的关键技术问题应进行专题研究或测试验证。专题研究和测试验证的成果，经专家审定后，方可纳入标准。

第二十条 标准的编制，应及时了解和掌握国际先进标准的发展动态并逐步与国际标准接轨。经过认真分析论证或测试验证，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外先进技术经验可纳入标准。

第二十一条 标准的条文应严谨明确，文字简炼，其术语、符号、计量单位等应符合有关规定。

第二十二条 标准的编制必须与国家现行标准相协调。

第二十三条 标准的编制，应充分发扬技术民主。对有关技术政策，应认真研究、充分讨论、统一认识；对有争论的技术问题，应在调查研究、试验验证或专题讨论的基础上，经过充分论证，作出结论。

第二十四条 标准编制的工作分为工作大纲、征求意见稿、送审、总校和报批五个阶段。

第二十五条 工作大纲阶段的工作按下列要求进行：

（一）标准主编单位根据下达的年度计划，在前期调研工作的基础上编制标准制定或修订工作大纲送审稿。

（二）交通部水运司负责组织有关专家对标准的工作大纲进行审查。

（三）标准主编单位根据大纲审查会议提出的修改意见对大纲送审稿进行修改，并形成工作大纲报批稿。

（四）工作大纲的内容包括制定或修订的目的和意义，编写原则，主要章、节及其制定或修订的内容，专题研究或测试验证内容，调研的内容、方式和范围，工作进度计划，编写组组成及成员分工，提交的成果，经费使用计划以及编写组成员的资历情况等内容。其中提交的成果包括送审报告（包括主编单位的预审报告）、标准的条文及条文说明、反馈意见处理一览表、调研报告、专题研究或测试验证报告、标准制定或修订的背景资料等。

（五）标准制定或修订工作大纲经批复后方可开展标准的编制工作。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工作大纲内容有较大的变动或编写组成员发生变化，应由主编单位报交通部水运司批准。

第二十六条 征求意见稿阶段的工作按下列要求进行：

（一）编写组根据标准制定或修订工作大纲开展必要的调查研究工作。调查对象应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调研工作结束后，应及时提出调研报告，并将整理好的原始调查记录和收集到的国内外有关资料纳入背景资料中。

（二）编写组对标准中存在分歧的主要技术问题，应根据需要召开专题研讨会，邀请有代表性的专家参加会议，并形成会议纪要。

（三）专题研究和测试验证项目应在形成征求意见稿前完成审定工作。

（四）编写组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的基础上，编写标准征求意见稿。主编单位对标准征求意见稿的内容负责。

（五）征求意见稿应由主编单位发送30个以上的有关单位和专家征求意见，并抄送交通部水运司一式2份。征求意见的期限一般不超过二个月。

第二十七条 送审阶段的工作按下列要求进行：

（一）编写组对反馈意见进行归纳整理，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处理意见，形成标准送审稿。对反馈意见中有争议的主要技术问题可视具体情况进行补充调查研究、测试验证，必要时，应专门召开征求意见会，提出处理意见。

（二）当标准中采用新的设计理论和方法时，应按标准送审稿的规定组织试设计，进行综合技术经济比较，并提出试设计报告。

（三）在送审稿报审前，主编单位应组织预审查。

（四）标准的送审文件应包括大纲中要求的提交成果。对于进行试设计的标准项目，应包括试设计报告。其中送审报告的内容应包括任务来源、标准编制过程中所做的主要工作、标准中重点内容确定的依据及其成熟程度、与国外相关标准水平的对比、标准实施后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对标准的简要评价、标准中尚存在的主要问题、今后需要进行的主要工作以及主编单位的预审报告等。送审文件以公文的形式报送交通部水运司一式3份。

（五）交通部水运司负责组织有关专家对标准送审稿进行审查。

第二十八条 总校阶段的工作按下列要求进行：

（一）主编单位根据标准送审稿审查会会议纪要的要求，对标准送审稿进行修改完善并形成总校稿。

（二）标准的总校工作由主编单位负责组织，交通部水运司派人参加。

第二十九条 报批阶段的工作按下列要求进行：

（一）主编单位根据总校提出的修改意见对总校稿进行修改，形成报批稿。

（二）报批稿以公文的形式报交通部水运司一式3份。对于总校中出现的超出审查会会议纪要要求的修改内容，应在报批公文中予以说明。

第三十条 主编单位应于每年12月底前向交通部水运司报送标准编制工作年度总结。年度总结包括本年度主要技术工作、工作进度和需要协调的问题等。



第四章 标准的发布



第三十一条 水运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由交通部发布。

第三十二条 制定和修订的标准以文件和标准正式出版物形式发布。

第三十三条 局部修订的标准以文件形式发布，在相关媒体上公布。

第三十四条 标准的出版由交通部水运司负责组织。标准的出版印刷应符合工程建设标准出版印刷的统一规定。



第五章 日常管理



第三十五条 水运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的管理和解释工作由交通部水运司负责。

第三十六条 标准发布实施后，主编单位应成立标准管理组，协助交通部水运司做好标准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三十七条 标准管理组的主要任务是：

（一）协助进行标准的解释工作。

（二）受交通部委托组织标准的培训和宣贯工作。

（三）调查了解标准的实施情况，收集和研究国内外相关标准、技术信息资料和实践经验。

（四）对标准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调查研究。

（五）参与标准再修订的立项工作。

（六）参加有关标准的技术和学术交流活动。

第三十八条 标准管理组由3～5名专业技术人员组成，标准管理组中至少应保留两名标准编写组的成员。标准管理组的人员组成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原则上为不超过55岁的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

（二）熟悉并掌握标准的技术内容。

（三）熟悉水运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管理和编写的有关规定。

（四）具有与标准相关专业较高的技术水平和丰富的工程经验。



第六章 经费管理



第三十九条 水运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的编制经费，采用一次性核定、按年度计划任务拨付的办法，拨付给标准的主编单位或第一主编单位。

第四十条 标准编制经费的使用必须符合工作大纲批复的要求，专款专用，并严格遵守财务制度。

第四十一条 主编单位应于每年12月底前将本年度经费的使用情况报送交通部水运司。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国务院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委托我部制定或修订的水运工程国家标准由交通部水运司组织实施，并按《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由交通部水运司负责解释。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水运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管理办法》（交基发[1994]第873号）同时废止。


过时的证据种类——当事人陈述

曹柯

当事人陈述能否成为证据种类以及作为证据对于裁判的影响力，与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息息相关。随着历史时期的变革，司法制度和诉讼模式的不断变化，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的价值也不断改变。到了今天，伴随着现代民事诉讼模式的建立和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将当事人陈述仍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已经与司法改革的方向相悖，并且也给在司法实践中贯彻各项改革措施带来了很多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文主要从历史发展以及现实状况出发，对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的合理性重新进行审视。
一、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现在，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已成定局，在很多方面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证据制度也由强调追求客观真实向追求法律真实的价值取向转变，特别是证据规则的创建也已提上了立法日程。在这种背景下，对当事人陈述这种传统的证据种类还局限于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前的理论基础，完全忽视了当事人陈述因其自身的特征使得将其作为证据种类与现代审判方式格格不入的状况。在审判实践中，因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所带来的矛盾以及导致的不当操作更是层出不穷，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审判人员乐于以询问当事人的方式展开法庭调查，影响了人民法院的裁判形象。
在审判实践中，由于当事人陈述是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审判人员在法庭调查时就习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进行，即以形成一个有发生、发展和结束全过程的完整的案件事实为目标，由审判人员围绕调查目标来询问当事人，当事人是作为接受询问的客体和事实真相的提供者。除让当事人回答询问外，由于法律的规定，审判人员也会要求当事人提供相应的证据（这时所称的“证据”都是指除当事人陈述以外的其他证据种类）。但是，由于其他证据种类不能象当事人在回答询问时所作的陈述那样完整并且有针对性，而且其他证据种类一般也需要当事人加以说明，不如当事人陈述明确，所以在审判实践中，审判人员都乐于以询问当事人来展开法庭调查，以当事人提供其他证据作为一个法定手续和补充。这样的方式使法庭调查跟随审判人员预先的思路进行，审判人员能够完全控制调查的进度和方向。
然而，这样的法庭调查是以牺牲人民法院裁判形象为代价的。当事人抱怨审判人员在询问时没有给双方当事人同样陈述的机会和相同的询问态度；陈述的内容，甚至陈述的时间都由审判人员决定，当事人不能控制；对当事人陈述的效力，也是通过审判人员自由裁量来决定，并且经常发生审判人员仅根据一方当事人的陈述就转移举证责任给对方的情况。这些情况毫无疑问会使当事人感到审判人员已经先入为主，没有站在居中的立场来调查案情，并且其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只被当作了受调查的对象，其诉讼权利在法庭调查阶段无从体现。
（二）作为证据的当事人陈述与当事人对事实的主张混同，使得审判人员无法正确认定证据。
根据现行的证据制度，当事人陈述是一种证据种类，而当事人的主张则是证明对象，二者在概念上是容易区分的。但是，当当事人接受审判人员询问或自己进行陈述时，作为证据的当事人陈述与当事人对事实的主张在形式上往往是混同出现的。由于在形式上不能区分，在内容上不易区分，审判人员在法庭调查时一般都没有对当事人陈述的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进行质证、认证，但在判决书中，这种未经质证、认证的当事人陈述却会被列为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而对于当事人基于传闻等违反证据排除性规则的陈述，也因其与当事人对事实的主张混同出现，审判人员也不会因其不具备证据资格而禁止其陈述。这样的当事人陈述使证据的排除性规则形同虚设，会给审判人员造成不正当的引导和印象。
另外，根据诉讼代理制度，诉讼代理人可以代理当事人进行诉讼活动，这当然就包括了代理当事人提出对事实的主张。另一方面，诉讼代理人因其并非当事人本人，没有亲自经历案件事实的过程，所以不能代理当事人陈述案件的事实。但由于当事人陈述与当事人对事实的主张混同，使得审判人员经常向诉讼代理人询问案件事实。这时诉讼代理人也只能作出不确定的陈述或直接表示其不知情，从而造成调查中的尴尬。而有的审判人员在代理人陈述不知道的时候，认为是当事人故意隐瞒案情，甚至以将认定其放弃反驳的权利进行威胁，逼迫当事人的代理人给出一个在形式上是明确的但实质上代理人并没有把握的答案。这样的操作使代理人很难正确行使其代理权利，而且实际上也是强制性规定了当事人必须出庭作证。
（三） 对当事人的虚假陈述缺乏强有力的制裁措施，导致当事人虚假陈述的情况大量出现。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我国刑法中规定的伪证罪的主体一般指刑事诉讼中的证人等诉讼参与人，而不包括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而在民事诉讼制度中，对当事人虚假陈述的，是作为妨碍民事诉讼采取强制措施进行制裁。由于采用强制措施的手续烦琐，审判人员无权当庭作出，使得当事人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抱有侥幸心理，有的甚至敢公然作虚假陈述，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二、问题产生的原因
为什么一种法定的证据种类与目前的诉讼模式以及审判方式之间会有如此多的冲突，会导致如此多的问题？笔者认为，原因在于将当事人陈述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是特定历史条件下遗留的产物，是建立在当时诉讼制度乃至法律理论的基础上的。由于制度环境和理论根基发生了变化，在传统诉讼模式向现代诉讼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将当事人陈述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的意义也越来越弱，最终导致了其不能在现代的诉讼制度中存续下去。下面就从历史的变革以及现代诉讼模式带来的变化进一步加以阐述。
（一）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的历史沿革。
在中国法制史上，当事人陈述一度是司法审判中传统的证据种类，在我国事实裁判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早在夏商周时代，在奴隶制国家的法律中都或多或少的包含了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进行裁判的内容。在《周礼 . 秋官 . 小司寇》中就记载了“以五声听狱诉，求民情”制度，强调了裁判者通过当事人回答询问时的外部表情和神态来推断当事人的陈述是否有理，审查当事人供词中的矛盾，对当事人陈述的内容形成内心确信并作为裁判的根据。该制度被看作是我国古代司法经验的总结，充分反映了当时奴隶制社会控告式诉讼模式的特征。进入封建时期后，我国司法制度中纠问式诉讼模式的特征十分明显。这种诉讼模式下，在继承“以五声听狱诉，求民情”制度的基础上创立了“断罪必取输服供词”的原则，即定罪必须取得被告人认罪的供词。 认为囚犯在受审时亲口供述的犯罪事实都是真实可信的，必须罪从供定，使得被告成为了追究责任的客体、一个被拷问的对象和供词的提供者。这时作为证据的当事人陈述集中表现为被告的供述。裁判官吏的询问是审判程序的主线，通过刑讯制度、反坐制度和伪证制度等来确保裁判者的询问得到真实的案情。这种审判方法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从鸦片战争之后到解放前虽然引进了不少西方先进的证据制度形式，但实践的做法却与立法相去甚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证据制度才抛弃了传统的做法，借鉴了前苏联的相关立法，严禁刑讯逼供，不轻信口供，规定了当事人不陈述的不影响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等符合近代社会发展的证据制度，赋予了当事人一定的诉讼地位，恢复了被告与原告之间平衡的诉讼关系，体现了司法制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而当事人陈述此时仍被列为主要的民事证据种类之一，其出发点是为了追求客观真实的价值目标，寄期望于亲身经历了有关情况的当事人由于希望得到公正判决而能够做到实事求是的进行陈述，协助法院迅速查清案情。 在这段历史时期，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特征在这种证据制度下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二）在向现代诉讼模式转型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
1、当事人诉讼地位的转化。
在传统的审判模式中，当事人只有提供案件事实真相的义务而没有相应的诉讼权利，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后赋予了当事人一定的诉讼地位，但在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下，当事人也只是配角，整个审判过程还是由审判人员主宰。在这种审判模式下，当事人陈述主要是作为裁判者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甚至是进行裁判的主要依据。
在进入现代审判模式的今天，辩论主义的审判模式下的当事人享有充分的诉讼权利，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处理意见和对事实的主张逐渐占据了审判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在调查过程中，法官相应的退居到次要、消极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再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便会出现在程序上或实体操作上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导致了当事人陈述与当事人就事实的主张相混同的问题。
2、证据的概念新的发展。
对于证据的内涵，传统的事实说或根据说都不能适应现代民事诉讼的发展，追求“客观真实”的价值目标逐渐被追求“法律真实”的价值目标所代替。在这种背景下，证据就是法院认定案件真实的方法。 作为方法，证据种类就不再局限于诉讼中可以作为调查对象的有形物，而是一种案件事实来源的渠道。同一类证据因来源于同一渠道，在同一标准下就只能归属于某一特定的项类，与其他项类之间不得交叉或包含。同时，作为一项特定的证据项类在概括功能上也就必须穷尽所有的证据形式。
传统的证据制度由于将证据种类定义为诉讼中可以作为调查对象的有形物， 因而把当事人陈述与另一种证据种类证人证言按照调查对象有形物的不同区分为了两种证据种类并作了不同的要求。从现代证据制度对证据种类的新定义来看，作为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都是通过知情人的陈述来证明案情的方法，应属于同一项类。传统证据制度所作的区分既是一种立法上的浪费，也不符合证据分类的要求，并且在实践中也不利于当事人以及证人如实的作证。
3、当事人自认的独立价值。
在传统的证据理论中，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认为当事人对不利于自己的陈述或对承认对方主张的陈述具有绝对的真实性，当事人陈述中的自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而随着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现代的证据制度理论已经倾向于将当事人的自认作为一种排除争议点的方法或一种免除对方举证责任的方法，而非证据本身。 当事人的自认已经从当事人陈述的外延中脱离了出来，使得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的理由显得更加乏力。
从历史的变革和现代的发展过程来看，当事人陈述的证据价值在奴隶制的控告式诉讼模式下诞生，在封建制的纠问式诉讼模式中达到鼎盛，在新中国初期的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得到重新构建。而到了现代的诉讼模式中，证据概念的变化使当事人陈述的证据形式混同于证人证言；当事人地位的变化使其举示方式与当事人对事实的主张难以区分，而且可能重现裁判者强迫当事人招供的情形；自认从当事人陈述中的脱离也使当事人陈述失去了作为证据种类的主要意义；而针对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的传统理由来看，当事人因直接牵涉案件的处理结果，其陈述虚假的可能性更大，况且记忆力和判断力对其陈述准确性的影响也不亚于其他知情者；最后从现行法律规定只有当事人陈述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来看，对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的独立价值实际上也是抱了最大限度进行限制的态度。这一切最终都说明随着现代诉讼模式的建立和审判方式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当事人陈述已经不适应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趋势，并且必将丧失其作为独立证据种类的价值。
三、现有制度下的弥补办法
由于在现行的民事诉讼制度下要将当事人陈述从证据种类中剔除出去显然于法无据，为了尽量弥补把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所带来的不利后果，笔者认为应强调审判人员在审判过程中竭力维护人民法院居中裁判形象的责任心，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同时又要利用司法裁判权在合法的前提下设置一些可以解决矛盾的诉讼程序，并且对当事人在审判中的不当行为要坚决予以制裁。针对前面列举的因把当事人陈述纳为证据种类所导致的问题，下面简单罗列了一些弥补的方法。
（一）加快转化审判观念。
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有着制度上的缺陷，但因其所产生的问题也不乏审判观念陈旧，公正裁判意识薄弱的原因。新的民事审判方式无论从指导原则到具体规定，都有很好的基础，审判观念的改变也纳入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具体要求。但在某些法院，传统的审判观念仍然根深蒂固，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和要求中凡是加大工作量或影响既得利益的方面往往得不到落实。审判人员通过询问当事人来展开调查的方式就显然与新的审判方式背道而驰，审判人员抱着这种老旧的审判观念不放与这些法院过于强调审判效率而忽视审判公正不无关系。其实，现行的法律规定大大削弱了当事人陈述的证明力，就是要敦促审判人员把调查的重点集中到其他证据种类上去；而正在进行的裁判文书改革着重强调对证据的分析和认定，也是要扭转落后的调查方式。所以，改变法庭调查的陈旧方式在制度上已有了充分的依据，关键就在于如何尽快转化审判观念，促使审判人员切实的把审判公正放在第一位。笔者认为，通过二审法院进行监督是一种最有效的方式。对于违反程序公正或蔑视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二审法院应当发回重审，相成之上而下强有力的监督体系。
（二）灵活设置审判程序。
在司法实践中，为了有效的审理案件，避免当事人滥用诉权，不少法院都在试点一些新的审判程序，一些成功的经验已经被最高人民法院用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了认可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为了解决当事人陈述与当事人对事实的主张相混同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规定在庭前证据交换程序中，当事人除了陈述起诉状的内容以外不得陈述对任何事实的主张，更不能发表对法律适用或案件处理的意见，当事人对事实的陈述都应作为证据在证据交换程序中向法庭提出；而在庭审过程中，当事人的陈述是当事人行使诉权的体现，对于当事人要将所陈述的事实作为证据的，应由该当事人说明其没有按照限期举证的要求在庭前证据交换程序中进行陈述的原因，并由其承担相应的后果。当然，这种操作现在缺乏证据失效制度的强制性规定作为后盾，但对于没有合法原因不按期举证的可以作为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加以制裁。
（三）坚决执行制裁措施。
法院的权威除了公正的裁判形象以外，还体现在对无视法院和法律庄严的行为予以坚决的制裁。审判人员在法庭调查过程中的神圣职责就在于通过合法真实的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提供虚假证据、作伪证都是对审判人员、人民法院乃至我国法律的亵渎和挑衅。尽管现行法律对审判人员制裁伪证行为有很多束缚，但我国的法律也是决不允许当事人欺骗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虚假陈述的行为，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内部应把强制制裁的实权下放到合议庭，把院长审批淡化到一种手续的地位，这样才能真正维护人民法院的形象，保证案件审理的顺利进行。
四、对制度重构的展望
上面提到现行制度下的弥补方法毕竟只是权宜之计，真正要解决把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所带来的问题还是要对证据种类进行重新划分。当事人陈述不适宜再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可以将其纳入证人证言的范畴（根据现行法律对证人的定义，并没有将当事人排除在外），适用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规定。当然，由于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也有着不同于证人的诉讼地位，还应为当事人出庭作证设立一些有别于证人作证的程序，如当事人不必在庭审期间回避，但未经法庭允许其所作陈述不得作为证据，当事人也可以传唤对方当事人作为证人向法庭陈述案件事实等。总之，通过重新构建当事人陈述制度，将当事人的证人身份与其作为诉讼主体的身份区别开，既促使当事人如实陈述案件事实，又不妨碍当事人积极行使其诉讼权利，最终满足现代民事诉讼模式的需要。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