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变动的原因虽多，但最重要的是民事行为。因此，基于民事行为而产生的物权变动，历来是大陆法系各国民法调整的重点。对于基于民事行为的物权变动，各国民法采取不同的调整方式，学理上归纳为三种立法例：
　　1．采意思主义的立法例。这种立法例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其认为物权的变动是债权合同的效果，在债权合同之外，不认为有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的其他合同存在，而交付和登记，不过是对抗第三人的要件而已。例如，依该法第1583条的规定，当事人双方就标的物及其价金相互同意时，即使标的物尚未交付、价金尚未支付，买卖即告成立，标的物的所有权即依法由出卖人移转于买受人。其他如第938条、第1138条、第1141条中均有类似规定。但是，如绝对贯彻意思主义，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无从知悉物权变动，可能遭受不测的损害，有害交易的安全。因此，《法国民法典》为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对于不动产以登记、动产以交付为对于第三人发生效力的要件。然而登记与交付，也仅仅是变动的物权对抗第三人的要件而已，对于当事人之间的效力没有任何影响。
　　对于《法国民法典》意思主义的立法模式，学者颇有非议，认为如果物权在其成立要件之外，还得有某种行为(登记或交付)才能对抗第三人，物权会处于一种有名无实的地位。因为物权作为直接管领物的权利，在其成立后，就应当具有对抗一般人的效力，如果认为物权已经成立而不发生对抗一般人的效力，与物权直接管领权的性质是不相符的。而且，如果仅以当事人的意思不能设立有对抗一般人效力的物权，就可以断言当事人没有仅依意思表示即得设立物权的能力。
　　在实践中，采意思主义的立法会产生重复物权的现象。因为在物权转让时，受让人与转让人之间仅凭意思表示即生效力，受让人取得物权。但在与第三人的关系上，没有进行登记或交付，让与人仍然保有其权利，第三人仍然能有效地受让其权利。这种重复物权的现象，使法律关系过分繁杂，会在实践中产生很多困难。
　　2．采形式主义的立法例，又称为物权形式主义。这种立法例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其认为债权合同仅发生以物权产生、变更、消灭为目的的债权和债务，而物权变动的效力的发生，直接以登记或交付为条件，即在债权合同之外还有以直接发生物权变动为目的的物权合同(物权行为)。根据该法典第873条的规定，为了让与土地所有权、为了对土地设定权利以及为了让与此种权利或对此种权利再设定其他权利，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应有权利人与相对人对于权利变更的协议，并将权利变更登人土地登记簿册。关于动产物权的变动，该法第929条规定，为让与动产所有权必须由所有人将物交付于受让人，并就所有权的移转由双方成立合意。如受让人已占有此动产，仅须让与所有权的合意即生效力。学者中有的认为，物权变动的合意与登记或交付相结合才构成物权契约；而有的学者认为，物权变动的合意本身即是物权契约，登记或交付是契约以外的法律事实。但无论何种解释，均一致将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进行了区分，并将无因的物权行为作为物权变动的依据。
　　3．采折中主义的立法例，又称为债权形式主义。这种立法例以《瑞士民法典》和《奥地利民法典》为代表。其认为当物权基于民事行为发生变动时，除债权合同外，还需要登记或交付形式要件。其做法介于上述意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如《奥地利民法典》在否认物权行为这一点上，与《法国民法典》相同；但依该法第380条、第424条和第425条的规定，除债权契约以外，还须交付或登记等形式要件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这又与《法国民法典》以登记和交付为对抗第三人要件的做法不同。《奥地利民法典》的做法属于意思主义与交付主义的结合。
　　在上述立法例中，学说上和实务中争论最大的问题就是物权行为。物权行为理论是由德国历史法学派创始人、著名罗马法学家萨维尼提出的。其在1840年出版的不朽名著《现代罗马法体系》中指出，私法上的契约，以各种不同的形态出现，甚为繁杂。首先是基于债的关系而成立的债权契约，其次是物权契约。交付具有一切契约的特征，是一个真正的契约：一方面包含占有的现实交付；另一方面包含移转所有权的意思表示。这种物权契约经常被忽视，如在买卖契约中，一般人只想到债权契约，但却忘记了交付中亦含有一项与买卖契约完全分离的、以移转所有权为目的的物权契约。
　　按照萨维尼的学说，一定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能发生物权的变动。要发生物权的变动，除债权契约之外，还需要有以直接使物权发生变动的民事行为，即物权契约。例如，买卖契约属于债权行为，仅能使双方当事人负担交付标的物和支付价金的债务，要使标的物和价金所有权移转，须另有物权契约，由双方当事人就移转标的物和价金的所有权成立合意。这样，物权契约就与债权契约各自独立、各自分开，此即物权契约的独立性。
　　承认了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就要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因本应构成民事行为的一部分，使民事行为有因化。但是，为了交易的安全；立法和理论经常将原因从特定的民事行为中抽离出去，使原因不成为民事行为的内容。原因的欠缺或不存在，不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这即是物权行为的无因性。例如在买卖关系中，标的物交付后，买受人对于接受交付的标的物即享有所有权；即使买卖合同因意思表示瑕疵或违反法律而无效或被撤销，对于买受人的所有权也不产生影响。丧失所有权的出卖人只能依不当得利的规定，请求买受人返还不当得利。可见。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并不是说该行为没有原因；而是指原因被从行为中抽出，不使其成为民事行为的内容。
　　萨维尼的物权行为理论问世以后，深受学者们重视。时值《德国民法典》制定之际，立法者将物权行为的独立性、无因性采为基本原则．并对其他国家的民法及其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萨维尼所创的物权行为的概念和无因性理论，经过学者们一个多世纪的争论，对其依据和功能进行了充分的研究。该项理论的优点与缺点，依多数学者的见解，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可以使法律关系明晰，有助于法律的适用。依物权行为理论，应将债权关系与物权关系完全区分开来。如就买卖而言，可以分为三个独立的民事行为：一是债权行为(买卖契约)；二是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物权行为；三是移转价金所有权的物权行为。这三个行为完全分开，概念清楚，关系明确，每个民事行为的效力容易判断，有助于法律的适用。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物权行为理论受到了尖锐的批评。与萨维尼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的民法学家基尔克(O．Gierke)指出，这一理论将简单的动产让与，勉强地从法律上分为完全独立的三个现象，的确与实际生活观念不符，显然违背常情。即使到商店去买一副手套，当场交款、取货，也要考虑到会发生三件事情：首先是缔结一个债权契约，由此契约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因履行而消灭；其次要缔结一个移转手套所有权的物权契约和一个移转价金所有权的物权契约；最后还要有一方交付手套、另一方支付价金的事实。这完全是一种人为的拟制，实际上这不过是对单一的民事行为从不同角度的观察结论而已。拟制出这两种互为独立的契约，不仅会使现实的法律过程更增混乱，而且有害于法律的正确适用。
　　第二，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保障交易安全的作用。此点最为学者所重视。例如在买卖关系上，标的物交付后，如果买卖契约未成立、无效或被撤销，依不承认物权行为无因性的立法，不发生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买受人如果再转让给第三人时，属于无权处分。基于任何人不得将大于自己的权利让与他人的原则，第三人即使为善意也不能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反之，依承认物权行为无因性立法，因物权行为不受债权行为的影响，第三人仍能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从而有利于保障交易的安全。
　　的确，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保障交易安全的作用；但是在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以后，第三人可以借助善意取得制度得到保护，而不必求助于物权行为无因性。例如，依《德国民法典》第932条、第933条的规定，让与的物虽不属于让与人，但受让人因其善意仍可取得物的所有权。其他如《法国民法典》第2279条、第2280条，《日本民法典》第192条，《瑞士民法典》第714条第2款，都是用善意取得制度来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的，进而维护交易安全。正是就此点而言，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可谓已失去其存在的依据。
　　第三，有利于减少举证困难。根据物权行为理论，动产物权的移转以交付为要件，不动产物权的移转以登记为要件。而这种交付、登记具有公信力，如《德国民法典》第891条关于法律上的推定的规定，在土地登记簿册中为某人登记一项权利时，应推定此人享有此项权利；在土地登记簿册中注销某一项权利时，应推定此项权利不复存在。因此，物权的变动证明较为容易。
　　但是，减少举证困难，是登记与交付的作用，与物权行为无因性并无关系。不承认物权行为及其无因性的立法，也可以要求物权的变动须登记交付，并赋予其公信力，使物权的变动易于证明。可见，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在举证问题上并无多大的实益。
　　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和承认物权行为无因性的立法的最大缺点，就在于严重损害出卖人的利益，有违民法中的公平原则。依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买卖契约(债权行为)即使未成立、无效或被撤销。对物权行为也不发生影响，买受人仍取得所有权。出卖人只能依不当得利的规定请求返还不当得利，其地位由物的所有人降为普通债权人，丧失了其在物权法上可以主张的权利。这会给出卖人带来一系列不利的后果：如果买受人已将标的物转让，即使第三人是恶意的，也能取得物的所有权，出卖人不能对第三人主张权利，只能请求买受人返还转让所得的利益；如果买受人已将标的物提供担保，即在标的物上设定担保物权，该担保物权优先于出卖人对买受人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如果买受人的其他债权人将该标的物作为强制执行的标的，出卖人无权提出异议；如果买受人破产，出卖人对于该标的物亦无取回权，而只能与其他债权人一道按债权额比例受偿；如果非因买受人的过错致使标的物毁损、灭失，买受人可以免责。
　　鉴于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和立法的上述缺点，学者中有主张对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的适用进行限制，即使物权行为无因性相对化；甚至有的学者主张废弃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
　　物权行为无因性的相对化，是以种种理论使物权行为的效力受到作为原因的债权行为的制约。限制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的适用，要者有三：其一，条件关联理论，即当事人可依其意思，使物权行为的效力系于买卖契约。买卖契约无效，物权行为亦无效。当事人的这种意思可以默示为之。例如，在买卖契约与物权行为同时完成时，即可认为当事人默示作出了此等意思表示。其二，共同瑕疵理论，即使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因共同的瑕疵而无效或被撤销。例如，甲因重大误解，将乙的一张名画的仿制品当做真迹高价购买，甲可以撤销该买卖契约；同时由于物权契约也是因重大误解而为，故也可以撤销。如果甲仅仅表示撤销买卖契约，在解释上应认为物权行为已经同时撤销。其三，民事行为一体化理论，即依《德国民法典》第139条关于民事行为部分无效，原则上应全部无效的规定，解释买卖契约与物权行为是统一的民事行为，则买卖契约无效时，物权行为亦无效。
　　主张抛弃物权行为概念及无因性理论的学者认为，应当将变动物权的意思纳入债权契约的意思表示中同时表示之。即基于买卖、互易、赠与、设定担保等债权行为而发生的物权变动，无须另有一个独立的物权行为，而应使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纳入债权行为之中，与成立债的关系的意思一并表示之，不必加以独立化而自成一个民事行为。

　　作者：褚静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山东省法律援助条例

2007年7月27日山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根据国务院
《法律援助条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符合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本条例规定的公民可以免费获得法律咨询、代理、刑事
辩护等法律服务。
　　第三条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根
据本地经济发展状况，逐步增加财政投入，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省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设立法律援助专项经费，对贫困地区予以补助，保证法律援助工作在不同
地区的协调发展。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建立资金筹措的社会化、经常化机制，充分利用社会财力支持
法律援助事业。
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工作提供捐助。
法律援助经费应当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工作。
　　第五条 省、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依法确定法律援助机构并向社
会公布。
　　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事项。
　　第六条 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及执业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履行法律援助义务
，承办法律援助案件，并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监督。
　　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社会团体应当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咨询，帮
助其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援助申请。
　　鼓励和支持企业事业单位和法律援助志愿者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第七条 法律援助人员凭法律援助机构的证明利用档案资料，除涉及国家秘密等依法不得公开的
档案资料外，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相关组织应当配合，对档案资料查询费、咨询服务
费、调阅档案资料保护费、证明费予以免收；对原件复印、缩微胶片复印、翻拍、扫描等相关材料
复制费给予减收或者免收，减收的所收费用不得超出原材料成本费。
　　第八条 除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第二章规定的法律援助范围外，公民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
理人的，还可以就下列事项申请法律援助：
　　（一）因工伤、交通、医疗事故或者其他人身伤害事故受到人身损害要求赔偿或者补偿的；
　　（二）因劳动合同关系使权益受到损害要求赔偿或者补偿的；
　　（三）因遭受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受到损害要求赔偿或者补偿的；
　　（四）因征地、拆迁使权益受到损害要求赔偿或者补偿的；
　　（五）因假劣种子、农药、化肥以及环境污染使权益受到损害要求赔偿或者补偿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九条 公民经济困难标准执行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当地人民政府可以根据
本地经济状况适当扩大受援人范围。
　　第十条 公民因见义勇为行为导致民事权益受到损害申请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无需审查其
经济状况，优先提供法律援助。
　　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公民因重大疾病、自然灾害或者其他不可抗力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可以申请法
律援助，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受理。
　　第十二条 对本条例规定的事项，除国家另有规定外，由申请人向其争议处理机关所在地或者事
由发生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属于市级审理机关管辖的，应当向设区的
市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设区的市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可以委托县（市、区）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县（
市、区）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有特殊原因的，也可以移送设区的市法律援助机构办理
。
　　第十三条 对于法律援助申请，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都有权受理的，申请人可以向其中一个法
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申请人向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的，由最初收到申请的法
律援助机构受理。
　　法律援助机构之间就受理申请发生争议时，由共同的上一级司法行政部门决定。
　　第十四条 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执业中发现当事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告知或者
协助其申请法律援助。
　　第十五条 法律援助机构对申请人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人按照规定提交申请材料，并且请求事项属于法律援助范围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
接受申请材料，并向申请人出具接收清单；
　　（二）申请材料存在错误，可以当场更正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
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或者要求申请人作出必要的说明；
　　（三）申请人的请求不属于本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的，应当告知并帮助申请人向有关法律援助机
构申请；
　　（四）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由法律援助机构向有关机关、单位查证
。
　　第十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申请后，应当按照法律援助的条件进行审查，并在五个工作日内作
出是否给予法律援助的书面决定。法律援助机构作出不予提供法律援助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十七条 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不予援助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
主管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进行
审查，作出书面审查意见。
　　申请人对司法行政部门作出的书面审查意见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书面审查意见之日起六十日内
向上一级司法行政部门申请复核。
　　第十八条 在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中，当事人以人民法院给予司法救助的决定为依据向法律援
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不再审查其是否符合经济困难标准，应当直接作出给予法律
援助的决定；当事人以法律援助机构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为依据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的，人民
法院不再审查其是否符合经济困难标准，应当直接作出给予司法救助的决定。
　　第十九条 法律援助机构受理法律援助案件后，应当及时指派法律服务机构。法律服务机构应当
及时指定法律服务人员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
　　第二十条 法律援助人员接受指派或者接受安排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应当向有关机关、单位提交
有关法律援助文书，并为受援人保守秘密。
　　法律援助人员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拖延或者终止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第二十一条 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过程中，异地调查取证、非诉讼调解、文书送达、申请执行等
有困难，需要异地法律援助机构予以协助的，异地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予以协助。
　　第二十二条 在实施法律援助过程中，受援人有权了解为其提供法律援助事项的进展情况。有证
据证明法律援助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的，受援人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反映或者向司法行政部门投诉
。
　　受援人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人员如实陈述案件事实，并协助法律援助人员调查取证
。
　　第二十三条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结案材料后，应当向接受指派或者接受安排的办案人员支付办案
补贴。
　　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标准由省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制定。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司
法行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可以根据本地经济发展状况确定本市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具体数额。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五条 以不正当手段获得不应享有的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停止对其援助，并责
令其支付已实施法律援助过程中的全部费用。
　　第二十六条 法律援助人员应当严格按照相关办案规范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
法权益。法律援助人员因过错给受援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第二十七条 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服务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违反法律援助规定的，由司法行政部
门依法追究责任。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2007年9月1日起施行。2000年12月22日山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山东省法律援助条例》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