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杭州市劳动争议处理条例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1989年8月31日杭州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1990年7月14日浙江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调解和仲裁机构
第三章 处理劳动争议的程序
第四章 罚 则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妥善处理劳动争议，维护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及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杭州市行政区域内的国营企业、县以上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行政与职工之间发生的下列争议的处理：
（一）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
（二）因开除、除名、辞退违纪职工发生的争议；
（三）因劳动保护、劳动保险发生的争议；
（四）外商投资企业从其他企业在职职工中招聘所需人员时发生的争议；
（五）法律、法规规定应当仲裁的其他劳动争议；
（六）仲裁委员会认为需要受理的劳动争议。
第三条 处理劳动争议，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法规为准绳，当事人双方在适用法律、法规上一律平等。
第四条 发生劳动争议的职工一方，人数在十人以上，并具有共同理由的，为集体劳动争议；人数在四人以上不满十人，并具有共同理由的，也可视为集体劳动争议。
集体劳动争议的职工当事人应当推举一至三名代表参加调解或仲裁活动。被推举的代表应当提交全体当事人签名的全权委托书。
第五条 本条例第二条第（二）项的劳动争议，当事人应当直接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第（五）项的劳动争议，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仲裁；其他各项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向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也可以直接向当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没有建立调
解委员会的企业，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二章 调解和仲裁机构
第六条 国营企业和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及工会组织的集体企业，应当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调解委员会）。
第七条 企业调解委员会由下列人员兼职组成：
（一）职工代表；
（二）企业行政代表；
（三）企业工会委员会代表。
职工代表由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企业职工大会，下同）推举产生；企业行政代表由企业行政方面指定；企业工会委员会代表由企业工会委员会指定。
企业调解委员会由三至九人组成，企业行政代表不得超过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第八条 企业调解委员会主任在该委员会成员中选举产生，一般可由企业工会委员会代表担任。
企业调解委员会在职工代表大会领导下工作，办事机构设在工会委员会。
第九条 市、县（市、区）设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负责处理其具有管辖权的劳动争议，并对企业调解委员会进行业务指导。
市仲裁委员会负责处理杭州市区的市属企业、部属企业、省属企业、部队属企业，以及中央、省、市属外商投资企业所发生的劳动争议。
县（市）仲裁委员会负责处理县（市）境内的县属企业、私营企业、市属企业、部属企业、省属企业、部队属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所发生的劳动争议。
区仲裁委员会负责处理区属企业、境内私营企业和区属外商投资企业所发生的劳动争议。
劳动争议案件当事人双方不在同一地区的，由职工当事人工资关系所在地的仲裁委员会处理；并由该仲裁委员会通知有关企业行政参加仲裁活动。
市仲裁委员会负责监督、检查、指导县（市、区）仲裁委员会的工作。
第十条 仲裁委员会由下列人员兼职组成：
（一）同级劳动行政机关的代表；
（二）同级总工会的代表；
（三）同级政府经济综合管理机关的代表。
三方代表人数相等，每方一人，由各方负责人担任。因故不能出席时，可以委托同级其他负责人代理参加。代理人的署名具有同等效力。
仲裁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时，可以邀请发生争议的企业主管部门的代表及有关单位的代表列席。列席代表没有仲裁权。
第十一条 仲裁委员会的组成由同级人民政府批准，仲裁委员会主任由同级劳动行政机关负责人担任。
同级劳动行政机关的劳动争议处理机构为仲裁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仲裁委员会可授权办事机构处理劳动争议案件。
仲裁委员会办事机构应根据需要配备专职仲裁工作人员，也可向有关部门聘请若干名兼职仲裁工作人员。兼职仲裁工作人员在执行仲裁职务时与专职仲裁工作人员享有同等权利。
第十二条 仲裁委员会成员和仲裁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自行回避，当事人有权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其回避：
（一）是劳动争议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近亲属的；
（二）与劳动争议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劳动争议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仲裁的。
第十三条 当事人申请回避，应当在仲裁决定前提出并说明理由。仲裁委员会对回避申请应当及时作出决定。仲裁委员会委员和仲裁工作人员的回避，由仲裁委员会主任决定。仲裁委员会主任的回避，由仲裁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对回避申请作出的决定，应当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通知
当事人。

第三章 处理劳动争议的程序
第十四条 企业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必须遵守当事人双方自愿原则，在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
第十五条 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协议书，经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和加盖调解委员会印章后，当事人双方各执一份，并抄送企业上级工会、企业主管部门和当地仲裁委员会各一份。当事人双方应当自觉履行达成的调解协议。
第十六条 企业调解委员会受理劳动争议，应当自当事人口头或者书面申请调解之日起三十日内调解结案；到期未结案的，视为调解不成。
当事人任何一方不愿调解或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当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十七条 因开除、除名、辞退违纪职工发生的争议，当事人应当自企业行政公布处理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以及其他劳动争议，当事人应当从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或者从调解不成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十八条 当事人如因不可抗拒的因素或有其他正当理由而超过前条规定的申请仲裁时效的，仲裁委员会可酌情受理。

第十九条 当事人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应当提交书面申请。仲裁委员会收到申请后，应当在七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决定受理的，应当自决定之日起五日内将受理通知书送达申诉人，将申请的副本送达被诉人，被诉人应当在十日内提交答辩书和提供有关证据；对不予
受理的，应当自决定之日起五日内通知申诉人，并说明理由。
被诉人在规定期限内未提交答辩书和提供有关证据的，仲裁委员会可以按期依法仲裁。
第二十条 仲裁委员会收到仲裁申请书后，查明属于企业适用法律、法规不当或者处理不符合法定程序的，可通知企业限期更正。到期未予更正的，仲裁委员会应当立案处理。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需要委托代理人的，可委托一至二人为代理人。
委托他人代理，必须向仲裁委员会提交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必须说明委托事项和权限。
第二十二条 仲裁委员会对已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应当指定两名仲裁工作人员负责承办。
仲裁工作人员调查取证时，有权向当事人和有关单位调阅与本案有关的资料，当事人和有关单位应当如实提供或者予以协助。
第二十三条 对已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申诉人可以申请撤回，由仲裁委员会审查后作出决定。
第二十四条 仲裁委员会处理劳动争议案件，应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先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当制作劳动争议调解书；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翻悔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及时进行仲裁。
调解达成的协议内容，不得违背法律、法规和规章。调解书送达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双方应当自觉履行。
第二十五条 仲裁劳动争议案件，应当在仲裁的四日以前，将时间、地点书面通知当事人。当事人经两次通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或者未经许可中途退场的，对申诉人可以按撤回申诉处理，对被诉人可以缺席裁决。
第二十六条 仲裁委员会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仲裁决定。对协商中的不同意见，必须如实记录。
第二十七条 仲裁委员会仲裁劳动争议案件，实行一次裁决制度。作出仲裁决定后，应当制作劳动争议仲裁决定书，仲裁决定书由仲裁委员会主任签发，仲裁工作人员署名，并加盖仲裁委员会印章，送达双方当事人。
第二十八条 仲裁委员会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六十日内结案。如因案情复杂，需要适当延长结案时间的，应当在规定的结案期限之前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对仲裁决定不服的，可在收到仲裁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一方当事人期满不起诉又不执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条 仲裁委员会主任或者三分之二以上的委员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决定，认为有错误需要重新处理的，应提交仲裁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决定是否重新审理。
第三十一条 市仲裁委员会发现县（市、区）仲裁委员会已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决定确有错误时，可以撤销原仲裁决定，发回重新审理。
第三十二条 仲裁委员会处理劳动争议案件，收取仲裁费。仲裁费的收取标准由杭州市劳动局会同物价、财税部门按国家有关规定另行制定。
第三十三条 仲裁费由申诉人预交，经调解达成协议的，由当事人双方合理分担。经仲裁裁决的，由败诉人支付；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按责任大小分担。撤回申诉的，仲裁费不予退回。

第四章 罚 则
第三十四条 劳动争议当事人干扰调解、仲裁活动，扰乱工作、生产秩序或者拒绝、阻碍仲裁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处理劳动争议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视情节轻重，由其所在单位予以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城镇街道集体所有制企业发生劳动争议，可参照本条例处理。
第三十七条 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招用并已签订劳动合同的临时工、季节工、农民轮换工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可参照本条例处理。
第三十八条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可参照本条例处理。
第三十九条 经劳动行政部门鉴证的其他劳动合同，在履行中发生争议的，可参照本条例处理。
第四十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7月30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发布的《杭州市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1990年7月14日
立法的归立法，司法的归司法

杨涛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三条有这么一个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委员会。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检察长的主持下，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如果检察长在重大问题上不同意多数人的决定，可以报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但《组织法》颁布实施多年了，这一规定的后一款在司法实践中极少适用，因为首先检察长在实践中一般还是比较尊重多数人的意见，其次，如果真得出现检察长不同意大多数人的意见时，实践中可能就会是向上级检察院请示或大多数人改变意见转而拥护检察长的意见。
然而，现实中还是出现了检察长不同意检察委员会大多数委员的意见，并向当地人大常委会请示的事件。据《检察日报》5月16日报道，今年４月，贵州省黔南自治州某县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在讨论一起经济大案中，检察长在是否提起公诉问题上与其他成员的意见不一致，便报请人大常委会决定。在人大审议中，有人认为可以依法及时行使决定权，支持司法工作；也有人认为“重大问题”是否包括案件不清楚，待立法解释出台后再说。对于这则新闻，笔者关心的不是提起公诉问题上是否属于《组织法》所说的“重大问题”，而是由报请人大常委会，由人大常委会来行使这种本属于检察机关的权力是否妥当的问题。
“业术有专攻”这是古人对于学有所长、社会有不同的分工的一种描述，现代社会事务更加复杂，分工更加细化，而司法更是由仅凭一般人的道德和理性所能判断的事务上升为一种专业化的事务，需要专门的知识学习，需要经验的积累，英国大法官柯克说：“法律是一门艺术，是要经历长时间才能习得。”更何况司法动辄关系到公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关乎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对其专业化的要求就更高。如果说，门外汉试着去耕田去教书，充其量就是贻笑大方，降低经济效益，但是，一个没有经验和法律知识的人来当操生死予夺的法官却是万万不可，公民的生命、健康与财产以及司法的信誉都不可作为试验品。人大在我国是权力机关，享有立法和选举产生政府、司法机关并对他们进行监督的权力，因此，人大在法律方面，擅长的更多是立法，而不是司法。因而，人大常委会，走出自己的责任田，走入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如何立案侦查、是否要批捕、起诉的检察权行使领域，能很好地担当吗？
退一步说，即使人大常委会能耕好他人的责任田，这也与现代社会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原理背道而驰，无法形成有效的监督。西方哲人说：“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所以孟德斯鸠强调要求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要分立与制衡，我们国家并不实行三权分立，可以说，包括检察权在内的司法权是人大权力的下位权力，由后者产生并受其监督，但是，权力分立和制衡的原理并非不能适用。检察机关由人大产生并受其监督，但并不意味着人大在监督检察机关时可以直接行使检察权，监督权从其性质上讲一般认为是一种程序上的启动权，即督促作出决定的机关或有权要求其改正的上级或其他机关启动重新审查的程序，监督者如果有权直接改变被监督者决定的权力，那么就永远无法摆脱“谁来监督监督者”的悖论，在监督者之外又必须再设置一个监督者，如此循环不止。更何况，人大还产生法院并对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监督，如果人大直接替检察机关作出了对某一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和提起公诉的决定，那么法院是不是必须判决其有罪，如果其本是一个无辜的被告人，法院如何在权力机关决定的压力下保持司法公正呢？
“有权力必有责任”，权力与责任是对等和伴生的，法院错判了，必须要赔偿，检察院错捕了，也要赔偿。但是如果一个案件是否要批准逮捕，检察长与大多数检察委员会委员有不同的意见，报请人大常委会决定，结果后者决定批准逮捕，如果这个批准逮捕的决定错误了，人大常委会要不要赔偿呢？我们在《国家赔偿法》是找不到答案的，这个法律对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行使职权时出现了错误，以致侵犯了公民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时，如何赔偿作出了具体规定，可是就是没有对人大常委会作出了错误决定如何赔偿作出规定。也许在立法者头脑中，人大行使立法权和监督权，不存在直接侵犯公民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问题，但不幸的是《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这一规定将人大也应承担赔偿的问题摆在大家面前，出于许多人的意料。
其实，由《组织法》这一规定引发的悖论还很多，比如如果上级检察院发现人大常委会的决定错误，那是否可以撤销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呢？如何解决上级检察字与人大常委会的冲突呢？当初制定《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本来这一问题比较好解决的，即将其改成：“如果检察长在重大问题上不同意多数人的决定，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决定”这样既保证了检察权的统一行使，又符合上级检察院领导下级检察院的精神。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在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中，对于权力分立和权力制衡意识的缺失。这种意识的缺失，使我们在许多权力划分和制约的问题上，显得比较混乱，比如说党委与政府权力行使的关系，人大与司法机关、政府之间权力行使与监督的关系。
权力分立和权力制衡历来被等同于西方的“三权分立”而受到批判，其实，在任何法治和宪政国家，权力必须受到监督与制约，这里面有权利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也包涵权力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这就必须对权力进行明确分界和制定制约的机制，权力之间不能随意超越，但必须制约。在我国，在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前提下，在坚持国家的权力由人大选举产生并受人大监督的前提下，必须进一步厘定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界限、范围以及各自行使的机关，权力不能随意簪越，权力之间应当进行制约，才能使国家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良性运行。
个人博客：浩瀚法网　http://tao1991.fyfz.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