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沈阳市赃物价格评估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3月31日辽宁省沈阳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1994年5月26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批准 1994年8月1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管 理
第三章 程 序
第四章 评 估
第五章 收 费
第六章 处 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准确估定赃物的价格，维护国家财产，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公安、司法机关查处和审理案件提供依据，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赃物，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在查处和审理案件中判定为违法犯罪所得的公私财物。
第三条 凡属本市的各级公安、司法机关涉及价格评估的赃物，均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市、县（市）、区物价管理部门，是赃物价格评估的主管部门。
市、县（市）、区价格事务所具体负责赃物的价格评估工作，依法出具的估价鉴定文书，具有法律效力。估价鉴定文书是公安、司法机关查处和审理案件估价赃物价值的证据，并为公开拍卖的估价赃物提供底价。

第二章 管 理
第五条 市、县（市）、区价格事务所对赃物价格的评估工作实行分级管理，按案件的管辖范围处理。
物价主管部门应对估价赃物的价格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第六条 县（市）、区价格事务所的评估资格，由市物价管理部门进行资格审查认定，发给《价格评估许可证》后，方可开展工作。
不具备价格评估条件的，由市价格事务所受理。
第七条 专职价格评估人员，经市物价管理部门的培训、考试合格，发给《估价鉴定资格证书》后，方可从事价格评估工作。
第八条 价格评估人员，在评估赃物价格时，凡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影响公正估价的，应当回避。

第三章 程 序
第九条 办案单位委托价格事务所评估赃物，应出具市物价管理部门统一制定的估价委托书。
第十条 价格事务所在接受评估委托后，应组成三人以上的评估小组，开展工作。评估结论一般应在三日内作出；属特殊情况的，应即时作出；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一条 委托单位对《估价鉴定书》有异议的，可在接到《估价鉴定书》之日起七日内向被委托的价格事务所提出复核申请，被委托的价格事务所应在接到复核申请七日内作出《估价复核结论书》。委托单位仍有异议的，可在接到《估价复核结论书》七日内，向市价格事务所申请复
核裁决；由市价格事务所出具《估价复核结论书》的，可再向其上级主管部门提出复核裁决，上级主管部门应在十五日内作出《估价复核裁决书》。
第十二条 办案单位在查处和审理案件、处理赔偿时，因当事人对评估结论提出异议，认为需要估价鉴定人出庭或作出书面说明的，应提前三日通知价格评估部门。

第四章 评 估
第十三条 价格事务所进行赃物价格评估时，必须对赃物进行全面检验，分类核定，查明与价值相关的事实，取得必要的证据和资料。
第十四条 评估赃物的价格认定，以案发时当地的实际价格为准。
（一）流通领域的商品，属于国家定价的，按国家定价计算；属于国家指导价的，按最高限价或作价办法计算；属于市场调节价的，按市场中等价格计算。
（二）生产领域的产品，成品按出厂价格计算；半成品比照成品价格折合计算；原材料按进货价格加实际费用计算。
（三）文物、金银、珠宝、有价证券、入境物品等赃物的估价，按国家有关规定计算。
（四）对已销赃的物品，销赃价高于实际价值的，按销赃价计算；销赃价低于实际价值的，按实际价格计算。
第十五条 对价格难以确定的赃物，价格事务所可聘请有关部门专业人员参与估价。
第十六条 除有关公安、司法机关有特殊要求外，按本条例评估的赃物价格均为人民币价格。

第五章 收 费
第十七条 价格事务所凭《收费许可证》收费，使用统一制发的收费票据，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
第十八条 价格事务所对评估赃物进行估价鉴定，按实际评估赃物的金额收取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的估价鉴定费。
第十九条 估价鉴定费，按实际应收的费用，由财政部门从赃物处理收入中每年一次性拨给物价管理部门。

第六章 处 罚
第二十条 对未经价格事务所估价的赃物擅自作价变卖的，视为违法行为，除没收全部金额外，对有关负责人和当事人处以相当于本人的三个月工资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建议其主管部门对有关负责人和当事人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价格评估人员在估价中，应秉公执法，对有滥用职权，弄虚作假行为的，视情节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由市人民政府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自1994年8月1日起施行。



1994年5月26日
试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

李飞


　　一.立法背景及概述
　　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在这次修正案中针对社会中突显出的各种犯罪问题增加了许多新的罪名及相关规定，如针对证券交易中“老鼠仓”问题；增设“组织领导传销罪”；增设“非法获取、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罪”等等。而最令人关注的是修正案第十三条增加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规定。
　　近年来，我国查处的领导干部受贿犯罪中，领导干部身边的如配偶、子女和情人等参与犯罪的现象屡有发生，而现行刑法对此有无相应规制。基于此，又为协调国内立法与国际立法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之要求，《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规定定罪处罚”。本罪名突破了传统受贿罪的主体范围，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受贿罪对犯罪主体规定的缺陷。
　　二．关于此罪主体争议的几点看法
　　本罪名的犯罪主体主要包括三类：（离职）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与（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和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目前来看，存在争议的有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理解近亲属和关系密切的人，二是国家工作人员能否成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以下试分述之。
　　（一）“近亲属”的认定应以刑诉法为准。
　　由于我国刑法并未明文规定近亲属的范围，而“刑修七”颁布后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此尚无进行解释，理论界对此存在争议。 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参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理解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上的近亲属的范围。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2条之规定，近亲属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而另一种见解认为，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条的规定：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很明显，后者近亲属的范围大于前者。笔者认为，考虑到民法和刑法本身的性质和价值取向不同：前者是私法、任意法，着重调整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和人身关系；后者是公法、强制法，任务在于保护国家、社会和个人法益。后者涉及到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调整，加之刑法的保障人权机能要求限制刑罚权的启动，因此对于刑法中概念的界定不可不慎重。另外，国家追惩犯罪的实现需要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相互配合，刑诉法是程序法，因此，唯有刑法中的概念与刑诉法中的概念相协调一致，方能有效实现国家司法权，达到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目的。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前者的意见更加妥当。
　　（二）起实质影响的“关系密切人”方可构此罪。
　　在“刑修七”之前，出现了所谓“特定关系人”的提法，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在界定关系密切人的概念中，该意见应当值得借鉴。该意见第11条规定：本意见所称“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在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举行的“刑修七”座谈会上，著名刑法学者王作富教授在该意见的基础上对关系密切人的概念做了更加详尽的阐释。他指出：“关系密切的人主要指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男女双方存在着正常或不正常的感情关系，表现亲密，超出一般同志关系；第二种是近亲属之外的亲戚朋友，因为双方存在共同利益关系从而形成密切关系的人；第三种是因为情趣相投而形成密切关系的人，如酒友、棋友、牌友等等。” 笔者以为，上述对关系密切人范围的概括有一定道理，但是从形式上进行列举，未能把握此概念的核心，作出实质性的定义。本罪名称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顾名思义，本罪的主体是凭借其与国家工作人员存在一定关系，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能给行贿人带来好处来收取行贿人的贿赂。本罪主体与国家工作人员存在一定关系仅是表象，实质上说，构成本罪主体的一定是能够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决策产生实质影响的人。否则，本罪名与诈骗罪就无法区别开来。因为现实上存在一种情况，行为人打着是某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的旗号（事实上确实是该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允诺为他人办事而受贿或索贿。但实际上行为人与该国家工作人员感情早已破裂，换言之，行为人根本没有能力去影响该国家工作人员使其为行贿者谋取不法利益。那么该行为人就只能构成诈骗罪，而不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因此笔者以为，所谓关系密切的人，形式上看，可以列举为如情妇、挚友以及其他存在共同利益关系的人，但实质上，是能够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决策行为产生一定影响的人。这种混合式的定义方法，有助于划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之间的界限。
　　（三）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排除在此罪主体之外。
　　这也是本罪名中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存在肯定说、否定说和折中说之争。首先，笔者不赞成否定说的基本观点。正如前述，本罪的犯罪主体包括（离职）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与（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和离职国家工作人员三种类型。除了最后一种以外，法律并未明文规定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构成本罪主体，换句话说，每个个体都在社会中扮演着多重的角色，也即拥有着多重的身份。即便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和关系密切的人，也完全有可能本身就是国家工作人员。既是国家工作人员又是近亲属的情况并非罕见和不能想象。因此，否定国家工作人员成为本罪主体的观点是与法律明文规定不相符的，是违背罪刑法定的。其次，折中说看来，肯定说和否定说都是比较草率的结论。 论者将影响力按来源不同区分为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前者来源于行为人因职务、地位而拥有的权力，后者来源于行为人自身的因素，如品格、才能、情感等。由此得出结论，国家工作人员既可能拥有权力性影响力，也可能拥有非权力影响力，当其运用非权力性影响力而收受财物时，便构成本罪，反之，则符合斡旋受贿的犯罪构成，构成普通受贿罪。笔者反对这种观点，而支持肯定说。原因在于折中说的按照行为人对国家工作人员施加影响的性质（权力性还是非权力性）来区分，是缺少法律依据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斡旋受贿的犯罪构成有着相似之处，表现在都存在一个三方的关系，即利用者（受贿人）—被利用者（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人。具体说来，即受贿者利用其对被利用者的影响力来为行贿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因此，当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来收受贿赂时，实际上是同时触犯了普通受贿罪（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两个罪名，因为这二者侵犯了同一法益，因此这种情形应属于法条竞合，应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或者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进行定罪量刑。
　　三. 小结
　　受贿犯罪严重地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有的同时还给国家财产造成重大的损失。近年来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社会威望及职权上的地位进行受贿的行为日趋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刑法修正　　（七）突破性地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以及关系密切的人纳入了受贿罪的主体范围，扩大了受贿罪的主体范围，这也是对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受贿罪形式和手段多样化的一种与时俱进的立法规制，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的时代性与前瞻性的特点。


李飞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刑法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