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工程合同签字后所加盖公章不真实的效力补正

a等与l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上诉案


一、案件要旨
本案要旨为，建设工程合同签订后，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后又加盖公章的，后经鉴定证实，加盖公章并非真实印章但当事人签字真实有效的，并且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存在建设工程合同关系，且已经实际履行的，则应认定建设工程合同成立且合法有效，效力瑕疵得到补正。
b承接了位于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的《博威祥源福邸》的工程项目施工义务后，将工程交由周明锋进行承包施工。嗣后，周明锋又将上述工程中的二、三期桩基工程交由l施工。在l进场施工后，l与b的工作人员周明锋和尤恒补签了《桩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二份。其中一份甲方落款处签字为尤恒和周明锋，并加盖“b上海博威祥源福邸二期项目部专用章”和“a”印章。合同抬头甲方为b，乙方为l。另一份合同的甲方落款处周明锋签字的同时加盖了字样为“a”的印章，合同抬头甲方亦为b，乙方为l。签订日期为2008年5月10日。该合同约定，甲方将工程名称“博威祥源福邸”中桩基工程发包给l施工。2008年6月6日，周明锋又以b作为发包人，落款处加盖“a”的印章的形式，与l签订了《补充协议》一份，　2008年9月13日，周明锋以付款单位b，其为收件人的名义，与l签订了“南翔博威祥源福邸二期基础工程结算表”一份，2010年3月19日，b向l发送《关于要求尽快来我公司清（结）算打桩工程款的函》，该函中载明，“上海嘉定南翔博威祥源福邸政府安置房二期工程，原由周明锋与我公司签订该项目的承包合同，合同期至2009年4月份交房。……，我们于2009年2月13日解除了与周明锋的承包合同，有我公司直接负责剩余工程的施工管理工作，同时，对在此之前周明锋所欠的工程款进行清算结算。”。上述函中b还告知l尽快与其结算打桩款。l递交的《桩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上加盖的“a”印章经鉴定，鉴定意见认为为上述两合同中的“a”印章与样本（l认可）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2010年7月，l诉至法院，请求判令b、a向l支付工程款2,223,127.82元及违约金1,664,469元。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桩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是否成立及生效。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根据b向l出具的《关于要求尽快来我公司清（结）算打桩工程款的函》中的内容表明，一方面，b认可其与l之间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故要求l与其结算工程价款。另一方面，b系将涉讼工程交由周明锋进行承包施工，故周明锋在工程中的经营行为系代表b，现虽b在上述函件中表示已解除与其的承包合同，但b应承担周明锋在施工管理期间进行经营行为的民事责任。l与周明锋签订的两份《桩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虽加盖的a印章非a的真实印章，但双方对合同上周明锋和尤恒签字的真实性未表异议，故上述两份合同成立，而b将其总包工程中的桩基工程交由l施工并订立的上述合同也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故应属有效合同。虽然该合同系嗣后补签，但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故双方均应恪守。二审法院审理认为，虽然涉案两份施工合同上加盖的a印章经鉴定并非a的真实印章，但该两份施工合同上同时有周明锋的签字，根据b发给l要求结算工程款的函件，b确认涉案工程原由其发包给周明锋施工，并表示在解除与周明锋的承包合同后由b负责剩余工程的施工管理工作并对之前周明锋所欠的工程款进行结算，而本案诉讼中b也确认周明锋系其公司现场管理人员，故综合相关证据材料可以推定周明锋系b的内部承包人，周明锋代表b与l就涉案工程签订的两份施工合同合法有效，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b承担。至于两上诉人主张两份合同上未加盖公章故合同尚未生效，因合同上已经由周明锋代表b签字，且事实上两份合同均得以实际履行，故两上诉人关于合同尚未生效的理由显然有违事实，该上诉理由法院不予采信

二、案件来源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0）浦民一（民）初字第21344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1044号

三、基本案情
　　b承接了位于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的《博威祥源福邸》的工程项目施工义务后，将工程交由周明锋进行承包施工。嗣后，周明锋又将上述工程中的二、三期桩基工程交由l施工。在l进场施工后，l与b的工作人员周明锋和尤恒补签了《桩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二份。其中一份甲方落款处签字为尤恒和周明锋，并加盖“b上海博威祥源福邸二期项目部专用章”和“a”印章。合同抬头甲方为b，乙方为l。上述合同约定，甲方将工程名称为“博威祥源福邸（南翔镇江翔村孙家窑地块配套商品房建设项目）”中桩基工程发包给l施工。工程量及承包金额：38,000米，管桩每米101元（人民币，下同）。工程金额总计约385万元（不含税金）。该工程工期自2008年3月12日至2008年4月10日，施工工期为30日历天。工程付款形式：1、每压桩10,000米付工程款20万元，压桩结束后三日内付150万元，签订合同后三个月内付100万元。余款在2008年12月30日之前付清。甲方指派鲍云安工程师为驻现场代表，负责施工前期准备工作，协调应由甲方负责的事项，委托现场管理人员负责施工进度及质量管理，办理工程中间验收、隐蔽工程验收、工程量签证。合同的争议项中约定，工程款项不按合同协定付款，超期的时间则每天按总额的千分之三作为违约金。合同其他条款中约定，打边桩另加拾伍万元（150,000元整），共计40支桩。上述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宜。另一份合同的甲方落款处周明锋签字的同时加盖了字样为“a”的印章，合同抬头甲方亦为b，乙方为l。签订日期为2008年5月10日。该合同约定，甲方将工程名称“博威祥源福邸（南翔镇江翔村孙家窑地块配套商品房建设二期工程）”中桩基工程发包给l施工。工程量及承包金额：20,000米，约600根，管桩每米110元。工程金额总计约220万元（不含税金）。工期自2008年5月10日至2008年6月18日，施工工期为38日历天。工程付款形式：桩机进场付50万元，工程结束支付工程款至总工程款的120万元，余款在打桩结束后三个月内付清。甲方指派鲍云安工程师为驻现场代表，负责施工前期准备工作，协调应由甲方负责的事项，委托现场管理人员负责施工进度及质量管理，办理工程中间验收、隐蔽工程验收、工程量签证。合同的争议项中约定，工程款项不按合同协定付款，超期的时间则每天按总额的千分之三作为违约金。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2008年4月24日，尤恒在l递交载明“根据甲方要求，我公司压桩结束后，桩机配合测试单位进行静载测试，每套配合费贰仟元整（不含税）”的《桩机配合协议》上签署“同意”意见。2008年6月6日，周明锋又以b作为发包人，落款处加盖“a”的印章的形式，与l签订了《补充协议》一份，约定，“乙方所承包的：博威祥源福邸（南翔镇江翔村孙家窑地块配套商品房建设项目一、二期）压桩工程，由于建筑市场材料涨价的因素，原来约定的价格不能实现，经甲、乙方双方协商对博威祥源福邸（南翔镇江翔村孙家窑地块配套商品房建设项目一、二期）工程，在原来合同价的基础上，每米增加10元，工程量以完工单为准，进行按实结算”。
　　2008年9月13日，周明锋以付款单位b，其为收件人的名义，与l签订了“南翔博威祥源福邸二期基础工程结算表”（以下简称“二期结算表”）一份，该表中载明，1、PHC400-80管桩为1,158套，金额3,530,675元。2、边桩的金额为150,000元。3、试桩配合费用为46,000元。4、桩尖金额为18,000元。5、补充协议材差费以每米10元计，金额为349,570元。6、违约造成损失55,000元。7、借款500,000元。上述各项合计4,649,245元。2008年9月12日之前的违约金协商总额280,000元，总价合计4,929,245元。该表中还对已付款进行列明为至2008年9月12日止，已分四次支付工程款合计280万。第五次付款为2008年9月12日拿来的200万元支票，其中150万元在9月30日兑现，如果第五次付款兑现，按此表结算为准。如果不兑现违约金按0.6%/天计算。9月12日之前的违约金协商总额取消，仍按原来签证支付。同日，双方又签订了“南翔博威祥源福邸三期基础工程结算表”（以下简称“三期结算表”）一份，该表中载明，1、PHCA400-80管桩的套数为727套，金额为2,147,310元。2、违约金为109,512.82元。3、补充协议材差费为195,210元。4、违约造成损失50,000元。5、试桩配合费用为30,000元。6、人工截桩1,500元。7、送桩深度超过2米的费用为42,350元。8、代购桩尖费用18,000元。合计2,593,882.82元。
　　2010年3月19日，b向l发送《关于要求尽快来我公司清（结）算打桩工程款的函》，该函中载明，“上海嘉定南翔博威祥源福邸政府安置房二期工程，原由周明锋与我公司签订该项目的承包合同，合同期至2009年4月份交房。……，我们于2009年2月13日解除了与周明锋的承包合同，有我公司直接负责剩余工程的施工管理工作，同时，对在此之前周明锋所欠的工程款进行清算结算。”。上述函中b还告知l尽快与其结算打桩款。
　　2010年7月，l诉至法院，请求判令b、a向l支付工程款2,223,127.82元及违约金1,664,469元。
　　原审审理中，b因对l递交的《桩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上加盖的“a”印章真实性存在异议而向法院递交司法鉴定申请，法院准予后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上述鉴定单位经鉴定后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认为为上述两合同中的“a”印章与样本（l认可）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
　　原审庭审中，l认为，根据“二期结算表”中的约定，b已支付了480万元，还欠付129,245元。根据“三期结算表”中的约定，b已支付了50万元，尚欠付2,093,882.82元，故b合计欠付工程款为2,223,127.82元；根据合同约定，b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金。b对上述结算表中列明的款项认为，二期工程中，PHC400-80管桩3,530,657元，边桩款不予认可，试桩配合费46,000元，桩尖金额为18,000元，其他的违约金和借款等均不予认可。对于三期工程中，PHCA400-80管桩2,147,310元，试桩配合费用30,000元，送桩费认可3,850元，代购桩尖费用18,000已在二期中确认，不应重复，其他的费用均不予认可。故b应付工程款为5,775,817元，现已支付530万元，故尚欠l工程款为47万余元；对于l主张的违约金，即便合同成立，明显约定过高，仅同意自l起诉至法院起算，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

四、法院审理　　
原审 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本案中，a系b依法设立的分公司，故该公司的民事责任应由b承担，l要求a承担民事责任，法院不予支持。针对本案中双方争议焦点，法院认为，首先，对于《桩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的成立和生效的争议。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根据b向l出具的《关于要求尽快来我公司清（结）算打桩工程款的函》中的内容表明，一方面，b认可其与l之间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故要求l与其结算工程价款。另一方面，b系将涉讼工程交由周明锋进行承包施工，故周明锋在工程中的经营行为系代表b，现虽b在上述函件中表示已解除与其的承包合同，但b应承担周明锋在施工管理期间进行经营行为的民事责任。l与周明锋签订的两份《桩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虽加盖的a印章非a的真实印章，但双方对合同上周明锋和尤恒签字的真实性未表异议，故上述两份合同成立，而b将其总包工程中的桩基工程交由l施工并订立的上述合同也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故应属有效合同。虽然该合同系嗣后补签，但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故双方均应恪守。其次，对于l应得工程价款的争议。l所主张的工程款计算依据为其与周明锋之间签订的“二期结算表”和“三期结算表”，但上述两表的落款处均为周明锋签收，而非确认，故该表中载明的工程款等数额并不能作为双方确认一致的结算依据。现法院根据l所举证据，b认可的数额，以及结合双方之间签订的《桩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和《补充协议》的约定，法院核定l应得的“二期”桩基工程价款为3,530,657元+150,000元+46,000元+18,000元+349,570元=4,094,227元，“三期”桩基工程款为2,147,310元+195,210元+30,000元+3,850元=2,376,370元，合计6,470,597元，b已支付530万元，尚欠l的工程款为1,170,597元。最后，对于l主张的违约金争议，法院认为，由于b已支付的工程价款为530万元，而“二期”工程款的最后的付款时间先于“三期”工程款的支付时间，根据履行何期债务不明的，抵充先到期债务的原则，b已清结了欠付的“二期”工程款。b欠付的工程款为“三期”工程款，而根据双方合同约定，b应于2008年12月30日前付清，故b理应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原审审理中，对于b要求调低违约金的意见，法院根据l因垫付工程款所造成的合理损失、b的违约事实等情况，双方约定的违约金偏高，故法院酌定调低为每日万分之五计。
　　原审法院于二○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依法作出判决：一、b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l工程款1,170,597元；二、b支付l逾期支付工程款的违约金，计算方法：以1,170,597元为基数，自2008年12月31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五计至b实际履行判决第一项欠款之日止；三、驳回l要求a承担支付工程款和违约金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涉案两份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及工程结算表的效力问题。虽然涉案两份施工合同上加盖的a印章经鉴定并非a的真实印章，但该两份施工合同上同时有周明锋的签字，根据b发给l要求结算工程款的函件，b确认涉案工程原由其发包给周明锋施工，并表示在解除与周明锋的承包合同后由b负责剩余工程的施工管理工作并对之前周明锋所欠的工程款进行结算，而本案诉讼中b也确认周明锋系其公司现场管理人员，故综合相关证据材料可以推定周明锋系b的内部承包人，周明锋代表b与l就涉案工程签订的两份施工合同合法有效，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b承担。同样，周明锋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就施工相关事项与l签订的补充协议以及工程结束后就工程款签订的结算表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也应由b承担。至于两上诉人主张两份合同上未加盖公章故合同尚未生效，因合同上已经由周明锋代表b签字，且事实上两份合同均得以实际履行，故两上诉人关于合同尚未生效的理由显然有违事实，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b应付工程款金额的认定。在涉案工程的两份工程结算表上，周明锋代表b在收件人处签字，两份结算表上均注明“甲方于三日内核实，过期作认可处理”，现两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其在收到结算表后向l提出过异议，且原审法院并未直接认定结算表上的总价而是综合本案相关证据材料对结算表上所载明的具体金额进行了逐一核定，原审法院据此认定的工程总造价并无不当。就两上诉人提出的边桩款，在双方所签订的一份施工合同中明确约定“打边桩另加15万元”，故打边桩属于双方合同约定内施工项目，且结算表上该部分工程款金额与合同约定相符，现两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实际施工过程中对该项施工内容有过变更，其要求不支付该部分工程款缺乏依据。就两上诉人提出的材料加价款，根据周明锋与l签署的补充协议，明确约定在原合同价格上每米增加10元，工程量按实结算，故结算表上的该项工程款符合双方约定，两上诉人主张不应计取该部分款项缺乏依据。综上，原审法院对涉案工程造价及b欠付工程款金额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三、关于违约金问题。涉案两份工程合同对付款时间有明确约定，且施工完毕后双方也对工程款进行过结算，现b未能按约付清工程款显属违约，应按合同约定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原审法院在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已经对违约金金额进行调整，两上诉人主张其不应承担违约责任缺乏依据，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前提下依法作出的判决是正确的，本院应予维持；上诉人b、a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五、与本案及类似案例相关的法规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十四条　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
　　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四十三条　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

（本文为原创作品，未经作者书面授权，禁止转载）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建设工程与房地产专业律师唐湘凌编著的《中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例百案评析》。唐湘凌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从事法律职业十余年。其北京建设工程与房地产专业律师团队处理过大量涉及工程建设、房地产的法律事务，在该领域有丰富经验，欢迎委托处理该领域的法律事务（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38号北京国际中心；电话：186-0190-0636，邮箱：lawyernew@163.com）。




略论民事诉讼中的辩论原则
　张柯

前言：辩论原则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所有民事诉讼中不可或缺的原则和程序。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使人们的法制观念或法制意识发生了变化，新的法制观念或法制意识正在形成，并且不断得到强化。作为法制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诉讼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就民事诉讼程序而言，就是要弱化法院对诉讼程序的职权干预，尊重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保障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基本权利，强化当事人对诉讼程序的主导权。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必须认真地研究辩论原则，从而促进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转变。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民事诉讼的目的，更好地实现司法的公正和效率等价值，从而加快我国民事司法现代化进程。本篇中，笔者将从民事诉讼的基本定义、理论依据、内容以及其与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的辩论原则、与刑事诉讼法中的辩护原则的区别等方面进行阐述分析;在本文结束时，笔者提出自己对该原则的一些大胆的假设和改革构想。

关键词：辩论原则、理论依据、当事人、法院、大陆法系、辩护原则

一、 民事诉讼辩论原则的定义
　　所谓辩论，指的是当事人双方在法院主持下，就案件事实和运用法律的问题，陈述各自的主张和意见，相互进行反驳和答辩，以争取对自己有利的诉讼结果，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则通过辩论查明案件事实。[1]对此，德国的法学家肯纳认为：辩论一般指当事人在诉讼中所提出的事实，并且经过辩论才可以作为法院判决依据的一项诉讼的基本原则。当事人没有提出的事实，就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法院不主动调查，即使调查了而不经当事人提出仍不能做为判决的依据。英美法系国家了多采用此观点。[2]
二、 辩论原则的理论根据和法律依据
　　当今世界，在民事诉讼领域其主要有如下几种学说：
　　其一，手段说：即人都有一种趋利避害的心理。对于民事争议而言，对双方当事人都有利害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利害关系的驱驶，双方当事人都必然想尽办法，竭尽全力去搜集和提出所有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这样，利已的心理趋势成了法院解决诉讼的杠杆，轻易地推动诉讼的发展。这样做，一则可以防法官在搜集证据中的不尽力或偏袒一方。二则如果当事者不积极的收集证据。那么败诉风险的负担就从制度上给确定下来了。但因为自己已经被给予了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提出证据，并且由相信是公正无私的法官进行了慎重地审理，但由于自己举证不利而败诉，所以对结果的不满也就只能接受。正如日本学者三月章教授指出：在一般的民事诉讼中之所以要采取辩论主义，是因为民事诉讼以私益纠纷为其对象，当事人能直接并且一次性地感觉到其解决的利害的缘故。因此，利用当事人的利己之心，将提供诉讼资料的责任委任给他，则能够期望得到充分必要的资料。（如果资料不充分，而判决对其产生不利，则将责任归属于当事人就无所谓不妥当）[3]
　　其二，程序保障说：这种学说由日本的田也公二法官提出。他认为只有在当事者之间经过了充分的攻击防御的事实和证据才能作为法院判决的基础或根据，而法院依职权来确定审理对象或收集证据往往带来先入为主的问题，结果是剥夺了当事者充分陈述自己观点或进行反驳防御的机会。辩论原则正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而确立的法理。[4]
　　其三，本质说：正是这种消极的政治观认为应维护和弘扬个人的自由，尊重私权，尽量少干预。因此，法院作为国家机关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应处于消极和被动地位，在诉讼中尽量听任当事人自己自由处理。即应实现当事人自治。这种观点在日本，像兼子一、小山升，新堂幸司，铃木正等著名法学家都主张这一观点。[5]
其四，多元说：这种观点认为在民事诉讼中之所以采取辩论主义，是出于尊重私人自治，高效率地发现真实，防止出其不意的攻击，确保对裁判高度公平的信赖等多元根据，它是在漫长的诉讼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由于该观点所依据的根据不是单一的，故称"多元说"。日本的竹下守夫等学者是"多元说"的倡导者。"多元说"近年来已成为一种十分有力的学说。[6]对此，我国有人认为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辩论原则的法律依据和理论依据有四点：1、当事人地位平等　2、当事人应承担举证责任　3、法院只在特定条件下才主动调查收集证据　4、诉讼应当公正　[7]

总的来说，辩论原则的根据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不管学者对辩论原则的理论依据认识有多大差异，但都有其共同的思想基础即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强调意思自治，法官在诉讼中的作用是被动的和消极的。
三、 对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的内容的分析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当事人有权进行辩论。”该条文被认为是民事诉讼法对辩论原则的原则性规定，是辩原则的法律依据。其意义在于，通过当事人双方的辩驳，帮助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解决纠纷。当事人通过行使辩论权，积极参与到诉讼程序中去，真正成为诉讼主体。
　　辩论原则的具体含义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辩论权是当事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即当事人也包括第三人对诉讼请求有陈述事实和理由的权利。有对对方当事人的陈述和诉讼请求进行反驳和答辩的权利。当事人借此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2、辩论原则贯穿于民事诉讼的全过程，包括一审、二审和再审程序。可见，辩论原则所指的辩论并不完全等同于法庭辩论。法庭辩论仅指当事人在开放审理过程中进行的辩论，是一种口头辩论。辩论原则所指的辩论包括法庭辩论，也包括法庭审理程序以外程序中进行的辩论。3、辩论的表现形式可以是口头形式，也可以是书面形式。口头辩论又称“言辞辩论”，主要集中在法庭审理阶段，是最集中最全面的辩论，也是辩论原则最重要的体现。4、辩论的内容既可以是实体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是程序方面的问题。首先，凡与案件的事实和适用法律无关的问题不辩论的内容。其次，虽与案件的事实和适用法律有关，但双方没有争议的问题也不属于辩论的内容。辩论的内容主要是双方争议的实体问题，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本身，如一方当事人提出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的事实主张能否成立，基于某一事实主张的民事权利请求有无法律上的根据等。辩论的内容也可以是双方争议的程序问题，如当事人是否符合条件，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有无管辖权等。5、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应当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辩论权，也就是说人民法院的判决必须经过和基于当事人的辩论而作出。这就要求：人民法院的判决必须形成于法庭辩论之后；人民法院对案件事实真相的判断必须充分考虑当事人辩论的结果。只有这样，辩论原则才能发挥人民法院判断案件事实真相和确保诉讼公正中的作用。也只有这样，当事人才能通过行使辩论权达到证明自己的主张，维护自己的实体权益的目的。6、人民法院应当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辩论权。一方面人民法院引导当事人的辩论行使权，使当事人的辩论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法院应当给当事人充分的行使辩论权的机会，让当事人能够充分发表自己的主张和意见。

四、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与大陆法系辩论原则的区别
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辩论原则与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法的辩论原则有着实质上的区别。在我国，辩论原则的实质被规定为当事人所享有的一项诉讼权利，而在德国和日本，辩论原则的实质被规定为一种诉讼结构，即关于形成审理对象方面的当事人主义，故又被称为“当事人主导原则”。按照日本学者的概括，辩论原则最根本的含义是：“以什么样的事实来为请求的根据，又以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所主张的事实存在或不在，都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领域，法院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在这一领域的自由。”[8]按照德国学者的概括，这一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只有当事人才能够把争议的事项导入程序并判断是否有必要对此任出决定；作为程序规范，法院自身则不得考虑当事双方都未提出的事实，且不得根据自己的判断主动收集或审查任何证据。”[9]与此相应，辩论原则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直接决定法律效果发生或消灭的必要事实必须在当事人的辩论中出现，没有在当事人的辩论中出现的事实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第二，当事人一方提出的事实，对方当事人无争议的，法院应将其作为裁判的依据；第三，法院对案件证据的调查只限于当事人双方的辩论中所抻出来的证据。”
我国的辩论原则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调整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基本关系，其不足之处在于它只规定了当事人有权对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却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这样，尽管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辩诉原则要求人民法院在诉讼中保障当事人平等充分地行使辩论权，但这就使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辩论权的规定成为一个空洞的口号。对现行辩论原则的一般阐释虽然要求法院充分保障当事人能够实施辩论行为，而没有使当事人的辩论结果形成对法院裁判的约束。例如，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但质证的内容及其后的法庭辩论对法官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是否具有约束力，法律并未说明。因此，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辩论原则实际上成为一种非约束性或非实质性原则，从而导致了辩论原则的“空洞化”。
大陆法系辩论原则对裁判的形式和法官的行为具有很强的约束力。裁判必须以当事人在辩论中提出的事实和证据为基础，法官必须尊重当事人对审理对象所作的选择，不得在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和提出证据之外主动提出事实和证据，使其成为约束性的辩论原则。其直接的效果是：一是使作为整个民事诉讼核心的辩论程序真正得以实现，有效控制庭审前的隐性诉讼活动和审判过程中裁判者的“暗箱操作”；二能使当事人对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得到完整和充分的体现。三能够真正使法院置于中立的第三者立场，从而保证其公正地裁判民事案件。[10]

五、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与刑法辩护原则的区别
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与刑法辩护原则有相似之处，但二者有着本质意义上的区别。具体说来，辩论原则与辩护原则的主要有两方面：1、辩论原则是建立在当事人诉讼地位完全平等的基础之上的；而辩护原则则是建立在公诉权与辩护分立的基础之上的，公诉人与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并不平等，前者代表国家，后者则处于被审判的地位。2、民事诉讼中辩论的范围十分广泛，当事人可以就案件实体问题进行辩论，也可以对案件的程序问题进行辩论，还可以对适用法律提出自己的意见，而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只能就自己是否有罪和罪行轻重进行辩护。

六、 我国民事辩论原则的改革构想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法制意识发生了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人权的强化。这种变化是改革以来最深刻的变化。人们不仅要求认真看待自己已有的权利，而且人们还要求赋予自己应有的权利，维护自己的权利。而非约束性的辩论原则已严重滞后于人们的法法意识，不能满足人们对权利行驶的渴望，因而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从目前国内主流学术观点来看是倾向于学习大陆法系的辩论主义原则，强化当事人地位，增加对法院的拘束力。但是，大陆法系的辩论主义原则也暴露了不少弱点，尤其是法官的职权过于弱化和地位过于消极，当事人过于主动，容易导致诉讼拖延，增加诉讼成本。对此，我们应采取比较的、历史的、辩证的方法来吸收、引用和借鉴大陆法系的辩论主义原则，取长补短。但是，我国的传统观念、社会经济、人文观念的不同，注定了我们的法制改革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因此，笔者认为应采用循序渐进道路，不能急于求成，否则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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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潘剑锋《民事诉讼法》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第31页。
2 参见王甲乙《辩论主义》，载《民事诉讼法论文选辑》，台北王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357页。
3[日]三月章《民事诉讼法》，1985年第2版，弘文堂，第193页。
4 参见[日]谷口安平著《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来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页。

5[日]高桥宏志，《关于辩论主义》，载《法学教室》，1990年9月版，第92页。
6参见张卫平著《诉讼构架与程式》，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160页。
7翁晓斌《民事诉讼法》南京大学出版社，98年11月第一版，第85页
8参见[日]谷口安平著《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来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9参见[日]谷口安平著《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来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
10参见张卫平《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重述》、《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