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公司治理危机
李华振 刘卫华


本文原为笔者的一次企业对话峰会发言稿，后被《人力资源》杂志刊于2003年7期



症状：日本模式、美国模式相继触礁
在21世纪到来之前，乐观的观察家预言全球经济的微观依托——公司治理——将会更加稳固、健康，从而支撑起新一轮的“经济旭日时代”。但随之而来的事实却令人大跌眼镜：新世纪的旭日升起来了，全球经济的旭日却没有升起来，相反，曾分别令东方人和西方人引以为豪的两种公司治理模式——日本模式和美国模式相继触礁！一场席卷全球的公司治理危机正迅速蔓延。
这场危机先从东方的日本模式开端。早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本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就露出了弊病，许多企业（包括一些跻身世界500强的大企业）纷纷陷入困境。同属日本模式之体系的韩国，也表现出了同样的问题。当时的经济评论家认为它的总根源在于98年亚洲金融危机，认为金融危机过去之后，日本模式会重振雄风。但到目前为止，5年时间过去了，亚洲金融危机早已结束，日本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没有像预料的那样“随着金融危机的结束而很快重新焕发活力”，反而长病不起，不见明显好转。这充分证明，日本模式的病因并不在于98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在于其本身的缺陷。
俗话说“东方不亮西方亮”，但在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司治理危机中，东方的日本模式固然不再亮了，而西方的美国模式也随之不亮了。正当西方嘲笑日本模式陷入泥潭、庆幸美国模式安然无恙时，危机实际上已经站在了美国模式的门口。美国模式的危机从纳斯达克股市上开始爆发，很快波及整个IT领域，进而蔓延到其它高科技领域：传统电信业、电器制造业、生物工程业、制药业等等。美国总统布什2002年8月4日特别签署了一项“公司责任法案”，就是针对这场公司治理危机而采取的措施之一。
根源：公司治理结构出了问题
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司危机的根源在于公司治理结构出了问题。司法部“公司治理结构专项研究”课题组负责人、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日本模式、美国模式都走了极端，前者过于夸大“内在品德”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后者过于夸大“外在制度”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二者都对自己的管理文化过于崇拜、自足，以至于患上了“管理偏食挑食症”，长期“营养单一”，终于导致这场公司治理危机的大爆发。
虽然公司的“委托代理”之初衷是为了提高经营效益，但在实际运行中，由于其它因素的影响，往往结果并非如此，甚至反而降低了经营效益。
1、信息不对称。经营者实际控制着公司，在具体经营过程中，他们掌握着大量的有效信息，而所有者并不知道这些信息。在这种不对称状态下，经营者往往利用信息优势来采取利己行为，以谋求私利（而不是公司利益和所有者利益）的最大化满足。
2、实际经营过程难以监控。所有者囿于时间和精力，不可能对经营者进行全方位、整过程的监控，不可能确切知道经营者是否尽了力、是否利用职权之便损公利私。而如果强行进行监控，其成本也高得不可接受，比所有者亲自经营的成本还要高。
3、经营的行为理性。在“经济人理性”法则的支配下，经营者有自己的效用函数，他们追求的是自身利益，例如个人收入、在职消费、公司规模、自我名望等等。经营者的利益往往与公司利益和所有者利益不一致，在信息不对称、不受监控的条件下，他们会损害后者而满足前者。
求解：美式文化嫁接儒家文化
公司治理的问题，在西方每个市场化的国家里都存在，并形成了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等解决对策。传统上认为，美国模式和日本模式都适合西方和东方各自的人文环境，没必要互相移植嫁接。但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司治理危机打破了传统观念，把二者的弊端都曝露了出来。事实已经证明：公司治理结构并不区分西方东方，单纯的美国模式或日本模式都有其缺陷，理想的解决之道应是二者的互融，即美国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嫁接。
美国模式的精髓在于以下方面：（1）利益均沾。在“社会契约论”哲学思想的指导下，美国模式注重用“利”去规范人的行为。因此，它在公司利益分配上做得很好，鼓励经营者拥有本公司股份，成为公司的所有者。它认为这样能激励经营者以“所有者的心态”去积极关心公司利益，从而减少经营者的短期行为、投机行为、利私行为。（2）制度化外在约束。美国模式在公司制度化建设上做得很出色，用完美的制度对经营者进行外在约束。
与此同时，美国模式的缺陷在于：（1）在现代公司里，所有权往往比较分散，一个公司有多个、甚至成千上万个所有者。在这种条件下，虽然经营者也因“利益均沾”而拥有本公司股份、是公司所有者之一，但在实际经营中，经营者通过损公利私而获得的收益可能远高于自己作为公司所有者而得到的收益。也就是说，即使公司垮了，他们所损失的所有者权益也远小于他们通过损公利私而捞取的利益；更何况由于有众多的其他所有者在支撑着公司，公司并不会因此而很快垮掉，他们还能继续得到自己作为所有者而享有的利益。在这种利害权衡之下，经营者往往并不因为自己持有本公司股份而真正完全以“所有者的心态”去关心公司利益，他们仍可能损公利私。（2）不论制度多么完善，终归由具体的人去执行，如果经营者的内在道德约束不强，他们就仍然能运用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和职权之便，通过种种手段侵害公司利益和其他所有者利益。安然事件就是明证，连美国总统布什也承认“美国的制度文明并不能完全解决各种问题”，2002年8月4日，布什总统签署了一项“公司责任法案”，试图弥补这一缺陷。
日本模式的精髓在于东方儒家文化的内在约束，通过经营者对自身的收入、地位、社会评价、法律责任等的关心，来激励或约束其行为。日本大多数企业都实行“非重大责任终身聘用制”，注重劳资关系的长期稳定忠诚，通过这种“熟人式公司关系”来督促经营者尽心尽力。这种公司治理模式不注重“利”（利益均沾），而注重“义”（个人名望和社会责任之类）。由于日本有集体主义传统，这种模式因而能够顺利运转，为日本经济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日本模式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义”上，过于依重经营者的内在约束，这在现代市场观念和经济人理性的法则下显得缺乏刚性，“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刘大洪教授的这个比喻形象地揭示了日本模式的致命伤。日本模式建立在“君子标准”的人性假设之上，美国模式则建立在“中等偏下标准”的人性假设之上。
中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建设的关键时期，面临着选择何种类型的公司治理结构之迫切任务。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司治理危机使我们认识到：传统的日本模式或美国模式都不是理想的选择，我国在设计自己的公司治理结构时，应兼采二者之长、避二者之短，把美式文化嫁接到儒家文化上，形成“利义共举、外内兼修、法德并重”的公司治理结构。
实证：具体案例及评析
香港处于中西方化的交汇处，美式文化和儒家文化共存于此。正因有此特殊背景，使许多香港公司形成了“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即美式文化嫁接儒家文化。我们可以从中选择一个典型实证案例：香港永诚实业集团。“制度引导人、品德塑造人，利益激励人、荣誉约束人。”在这种公司治理哲学的指导下，它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做法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1、有恒产者有恒心。刘孟奇董事长深受美式文化的熏陶，注重公司的“利益均沾”，推行人才股票期权计划、员工持股计划，鼓励每个核心人才和优秀员工都成为公司的股东，使他们拥有“恒产”，跟公司利益与共、风雨同舟，这样就能产生为公司服务的“恒心”。
2、信用既是一种环境，也是一种品德。在对外商务活动中，与合作伙伴互守诚信，注重双方之间的利益均衡，尤其是给商业链条的下游环节（经销商）留出足够的利润空间。在美国，由于制度的因素，信用是一种外在化的东西，即“信用环境”，这固然很好，但还要强调个人的内在因素，即儒家文化的“信用品德”。
3、不分贵贱一碗酒。这句话来源于水浒，虽然听起来很通俗，便实际上它包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不分贵贱”是一种“义”，是儒家文化在管理中的运用；“一碗酒”是一种“利”，让每个参与者（经销商、员工、股东）都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它是美式文化的体现。二者不能偏废任何一方，如果只有“不分贵贱”，连肚子都填不饱，水浒梁山也不可能吸引那么多英雄好汉；如果只有“一碗酒”，就成了松散的集合，还不如投靠宋朝能喝两碗、三碗、甚至更多碗酒。
4、不设CEO。CEO被炒得沸沸扬扬，仿佛没有CEO就不是现代公司。但永诚集团一直清醒地置身其外，坚持不设CEO。后来的实践证明了其先见的洞察力。在CEO盛行的美国，近年来连续爆出CEO丑闻，为什么？因为CEO集多权于一身，其权力失去制衡和有效监督，更易滋生腐败风险。
5、“三名主义”与软手铐。名企、名牌、名人，此为“三名主义”。永诚集团尤其注重“名人”，这可以有效激发人的荣誉心，利用儒家文化的“义”来治理公司。“名人”当然分范围阶梯，有公开的社会名人（主要是核心经营者、工程师等）、内部的公司名人两类。如果说经济利益是“金手铐”，那么，荣誉就是“软手铐”。两种手铐并用，能从利和义、外和内、制度和道德上激励、约束经营者及其他员工。
6、经营者梯形持股与背叛成本。经营者持股并不是“一持就灵”，如果份额太少，如前文所析，就仍然达不到有效约束经营者之目的。永诚集团实行“梯形持股”，即：经营者收益分两部分，一是现金薪酬，一是公司股份，越是高层经营者，其现金薪酬的比例就越低，股份分配的比例就越高。这样，把各个层级的经营者的利益都与公司捆绑成一体，使其所持股份足以约束其行为，提高其“背叛成本”，能比较有效地防范经营者对公司的背叛。









作者简介：
李华振，河南人，祖籍安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生部，财经作家，2003年度“十大智业人物”之一，在国家级经济类杂志上发表文章280余篇，并多次被人大报刊资料中心转载，见于北京社科院学报《北京社会科学》（季刊）、《人民日报之中国经济快讯（理论版）》、新华社《经济世界》、《中国经贸》、《中国商界》、《政策与管理》、《经济导刊》、《财经报道》、《企业研究》等刊。
曾任多家集团公司、上市公司的战略企划中心总经理，被多家杂志以“封面人物”进行报道。现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上，在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主持的国务院司法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课题研究”、“中国国有企业问题专项研究”等课题组中从事研究工作。
作者联系方式：lhzlwh@yahoo.com.cn 或 lhzlwh@21cn.com.cn


长期以来，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由于社会经济等原因，我国农村社区矫正工作和城市社区矫正工作相比，无论在制度建设还是工作开展上，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农村社区矫正工作基础薄弱，发展速度较慢，总体水平低，远不及城市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工作在我国存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现象，社区矫正工作的“城乡差别”,影响了刑事执行制度的统一性和公正性，阻碍了我国刑罚体系的构建和完善，针对性地查找问题，解决制约农村与城市社区矫正工作平衡发展的因素，是眼下开展农村社区矫正工作的当务之急，我们着重从农村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制约因素和解决途径等方面，对如何更好在我国农村地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进行初步探讨。　　
一、我国农村地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现状
近年来，全国广大农村社区矫正工作机构积极探索，不断创新，稳步推进农村社区矫正工作的试点（行）工作，积累了宝贵的农村社区矫正工作实践经验，为农村社区矫正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农业大县，鱼台县不落窠臼，在推动农村社区矫正工作上动脑筋、下功夫，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鱼台县位于山东、江苏、安徽三省交界处，东濒我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闻名世界的京杭大运河从东部穿流而过；南与江苏省徐州市毗邻，西与金乡县接壤，北与济宁市隔河相望，总面积654.2平方公里，户籍人口人口46.2万，辖8个镇、1个乡、2个街道办事处、1个经济开发区。我县社区矫正工作从2008年开展试点，2009底开始全县铺开，目前，全县 10司法所的25个工作人员负责矫正管理工作，所内现登记的矫正人员共860人，已解除553人，目前在监管307人，缓刑272人、管制3人、假释30人，暂予监外执行2人，这些对象表现为文化素质低(其中：文盲的有557人，初中以下的有264人，初中以上的39人，大专以上4人)。自2007年正式试行矫正工作以来，矫正人员增加，面临的工作中出现了许多“摸着石头过河”的新问题，矫正工作中除了能将矫正人员信息登记，落实每月的监管工作较完全外，其余的心理矫治，帮扶，公益劳动等工作基本开展的不是很完全到位。我县农村地区社区矫正工作的现状如下：
一是农民犯罪的原因，呈多样化。在当前市场经济大潮下，在农村形成了新的“读书无用论”、“金钱至上”等思想，他们辍学打工、文化素质低、法制观念淡薄、常会因一些琐事而引起争斗，从而酿成大祸；农村健康有益的文化生活缺乏，腐朽没落思想乘虚而入，他们禁不住诱惑，学习影视剧中的抢劫、盗窃、伤害等犯罪行为，因而会闯入法律禁区。
二是农民犯罪类型，呈集中化。在全县各乡镇掌握的名“五犯”中，犯罪类型主要集中在故意伤害、侵财和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其中故意伤害有215人、抢劫盗窃有131人、交通肇事198人、寻衅滋事187人，故意伤害、抢劫、交通肇事、寻衅滋事这四种刑事犯罪，成为农民常发性犯罪，占总案件数的85%。
三是农村社区矫正工作环境，呈单一化。农村社区矫正工作对象在回到乡镇后，主要由乡镇司法所按特殊人群进行管理，但对其进行集中教育学习和公益劳动的次数较少，因社会力量参与缺少，致使矫正对象与司法所容易形成对立姿态，不便于掌握其思想动态，不利于其心理的转化，进而不被社会所接纳。
由于社会经济条件悬殊，相比城市社区矫正工作，农村社区矫正工作存在不少问题：农村社区矫正工作中刑罚执行的严肃性不足，农村居民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认同度不高，相关制度建设滞后，保障落后，矫正方法手段不科学，矫正效果不明显等。农村社区承担了大部分的矫正任务，但问题较城市社区突出，所以农村社区矫正工作需要社会更多的关注和重视，亟待改革矫正制度。
二、制约农村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因素分析
农村开展社区矫正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有思想观念障碍，财力保障不足，装备配备落后，工作人员匮乏、矫正工作力量社会化程度低、农村环境复杂等，总体上说，农村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和城市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人口素质偏低，地理复杂，制度建设滞后，这些都制约着农村社区矫正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农村社区矫正工作和城市的差距拉大。
一是群众有思想观念上的障碍，无法接受这种刑罚。由于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时间还不长，农村群众普遍认为要控制和打击罪犯，监禁刑是最好的选择。大多数农村老百姓认为一个人犯了罪不用“坐牢”，接受其应得的惩罚，却仍然可以在其生活的社区中服刑，是公众所不能接受的事实，认为这难以体现社会公平。并且群众担心实行了开放式的社区矫正工作，一旦对社区服刑人员管理过松或者矫正不得当，则会让社区服刑人员更容易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
二是社区服刑人员管理困难。农村地区社区服刑人员数量大。由于撤乡并镇，我县部分大镇街如谷亭街道目前幅员面积达55.9平方公里，加之社区服刑人员居住分散、司法所工作人员少，这些都给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农村地区社区服刑人员的犯罪类型与城市有较大区别。在城市社区服刑人员中，职务和未成年人犯罪较多；而在农村社区服刑人员中，侵财型犯罪和伤害类犯罪较多。从而使得农村地区社区服刑人员易重新犯罪的可能性较大。农村地区社区服刑人员流动性较大。我县去年请假外出的社区服刑人员达120人次，对这部分迫于生活需要外出打工的社区服刑人员如何实施矫正，在实践中，司法所多是采取委托管理和要求社区服刑人员采用定期通电话的方式掌握一下信息，然而目前委托管理并没有实现全国覆盖，加之这部分人流动性较强，场所不固定，有的过一段时间就没了音信，而另一部分人即使保证定期都能够电话联系，但也都是全凭社区服刑人员自己说了算，是真是假，难以考证，实际上等于是让这部分人处于放任脱管的状态。由于传统思想的影响，部分社区服刑人员存在一定的心理障碍。他们对社区矫正工作方式存在一定的社会和心理压力，不愿意回到社区执行刑罚，不愿意让亲戚朋友知道自己犯事。对于集中的学习和义务劳动感到耻辱。同时希望司法机关不要做定期的家访，以免打扰自己正常的工作和家庭生活。
三是农村基层社区建设步伐迟缓。社区矫正是一种立足社区、依靠社区的社会化行刑方式，成熟的社区环境是社区矫正工作赖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一个结构合理、功能良好的社区，就不可能有效果显著的社区矫正工作，加强社区建设对于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意义重大。当前我国不少农村地区，因社会转型导致一些基层组织涣散无力，传统的社会整合机制削弱，同时，现代意义的社区发育缓慢，社会自治机制很不健全，这使得一些社区矫正工作措施因社会支持不够而影响了实施效果，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
四是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力量薄弱。当前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主要由社区矫正工作专业队伍和社区矫正工作志愿者两部分组成。社区矫正工作专业队伍主要包括司法所工作人员和社会工作者。司法所工作人员是具体承担矫正工作的主要力量，但目前大部分镇街一般只有2－3名司法所工作人员，他们承担着辖区社区矫正工作、安置帮教、普法宣传、人民调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九项工作职能，工作强度大，使得他们真正用于社区矫正工作的精力和时间较少。另外司法所工作人员学科背景单一，离社区矫正工作需具备的法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等全方位的人才需要还相差甚远。社会工作者是由乡镇（街道）财政出钱聘请的专职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由于目前农村地区基层政府财力有限，所以很少有乡镇（街道）聘请社会工作者从事社区矫正工作。
五是农村社区矫正工作经费保障不足是影响发展的瓶颈。由于社区矫正工作经费问题导致公益劳动和就业基地发展滞后，同时为解矫人员服务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匮乏。尤为严重的是，给矫正对象提供日常劳动矫正场所和工作场所的公益劳动和就业基地发展严重滞后，这就会导致农村社区矫正工作步骤残缺，势必使农村社区矫正工作效益大大折扣。不少农村基层司法行政机关装备保障标准相对偏低，部分地区司法行政机关公用经费严重不足，日常工作难以开展，各地方制定的财政措施，实践中难以保证落实。
三、深入探索农村地区社区矫正工作的对策
一是做好宣传工作，提高认识。加大社区矫正工作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社区矫正工作氛围。首先要扩大社会影响面，增强社会影响力，争取社会各界的认同和支持。结合“六五”普法开局契机，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介的作用，向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全面宣传什么是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工作的性质和内容、社区矫正工作的执行方式等内容，从而让全社会都知晓和关注社区矫正工作。要化解农村群众对社区矫正工作的各种顾虑，扩大农村社会各界对社区矫正工作行刑制度的认同感，最大限度地取得农村群众的支持，为农村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其次要强调社区矫正工作的管理矫正功能。社区矫正工作者和社区服刑人员要清楚地认识到社区矫正工作是一种新的刑罚执行方式，社区矫正工作具有一定的惩罚性、管束性和监督性。社区矫正工作是在矫正社区服刑人员不良心理和行为的前提下帮助解决其在生活、就业、心理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矫治是根本，帮助是保障，而不是一味地重帮教而轻矫治，同时对于有劳动能力的社区服刑人员必须按规定要求其每月到指定的地点参加一定时间的公益劳动，以体现对其的监管和矫治。也就是说，司法所在从事日常矫治工作中要突出硬的一面,不能老当老好人,更不能把社区矫正工作做成安置帮教。社区矫正工作的根本目的是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加大对非监禁刑罪犯的监督管理和教育矫正力度，提高教育改造质量，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为建设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要提高矫正质量，必须使社区服刑人员能够从内心深处接受各类教育，感化其罪恶的心灵。第三，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的价值研究工作，作为一种非监禁刑，其在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和完善刑罚执行制度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降低了刑罚的社会成本，以较小的社会代价达到教育和改造罪犯的目的，在农村基层引入社会治理观念，做好社区矫正工作，充分发挥非监禁矫正在社会建设与管理中的作用，促进农村社会和谐。
二是健全保障机制，加强农村社区建设。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的投入，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落后于城市，所以需要各级财政的支持，应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各农村地方的社区矫正工作财政保障机制，制定既有现实性，又有前瞻性、科学、系统、完备的农村社区矫正工作经费保障制度，加强对农村矫正机构规范化建设，强化其物资、人力资源方面的保障。农村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须立足完善的社区条件，一个结构合理、设施完善、功能良好的社区环境是社区矫正工作发展的基础，2006年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民政工作会议指出：“整合社区资源，推进农村志愿服务活动，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基层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服务体系，全面提升农村社区功能，努力建设富裕、文明、民主、和谐的新型农村社区。” 发展农村社区不仅改善了农村环境，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且有力推进了农村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对发展农村社区矫正工作意义重大。
三是充实矫正手段和方法，强化管理。社区矫正工作作为刑罚执行活动的一种形式，必须严格依法规范运行，以维护刑罚的统一性和严肃性，农村社区矫正工作各相关部门应统一协调，明确职责与分工，适用统一的管理标准和矫正措施，确保社区矫正工作形成长效机制。农村社区矫正工作应结合实际，严格矫正程序，充实矫正手段，强化对矫正对象的管理。建立和完善相关接收、管理、矫正手段、考核、惩奖、解除矫正等制度，明确矫正运行机制，确保社区矫正工作规范运作。 农村社区矫正工作大多处在初始阶段，统一规范农村社区矫正工作的工作流程，首先要做好矫正对象的衔接过渡工作，建立部门间的监管合作机制，明确交接职责，完善交接制度，使之做到真正的“无缝衔接”。强化在司法局（所）对矫正对象的“矫正期间”的管理，农村地方政府可以以出资形式，配备公益性岗位，整合社会力量和资源，充实矫正工作队伍，充分挖掘农村村居组织作用，吸引村委会、村组干部进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发挥其一线优势，对矫正对象进行监管，及时掌握矫正情况，防止矫正期间的“二次犯罪”。建立考核评估和回访调查机制，以人为本，惩奖分明，发挥激励长效管理机制的作用，注重对矫正对象的日常评价，对矫正对象实施定期考核，强化对矫正对象教育改造。
四是充实社区矫正工作队伍，提升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素质。首先，要不断充实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力量。第一，要招录一批政治素质好，接受过法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的专业人才充实到社区矫正工作队伍中去。第二，有条件的地区要积极聘请社会工作者，以不断充实和加强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力量。第三，要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广泛吸收志愿者加入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引入大学生村官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机制，将大学生村官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与其年终岗位责任制挂钩，增强其工作责任心。其次，要提升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的专业化程度。矫正工作人员队伍业务素质如何，直接影响着社区矫正工作质量。第一，要加大培训力度，建立各类培训载体，科学制定培训计划，定期组织社区矫正工作专业队伍和志愿者参加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工作能力和职业素养。第二，要充分发挥高等院校、资深专家资源优势，通过“请进来”的方式让专家、教授讲解社区矫正工作理论知识和国内、国际社区矫正工作的先进经验。第三，要积极向兄弟单位学习取经，通过“走出去”的方式，前往兄弟单位调研取经，引入兄弟单位的成功做法，吸取先进的工作方法，提高整体矫正工作水平。第四，要定期召开工作例会，通过例会交流，剖析典型案例，使全体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素质不断提升，不断掌握社区矫正工作的新手段、新方法。
五是加大社区矫正工作经费投入，完善社区矫正工作保障机制。建议国家财政部门制定《社区矫正工作经费使用管理办法》，确定社区矫正工作经费款项，规范社区矫正工作经费的使用程序。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确定各地社区矫正工作所需费用标准，再由地方财政列入当年的政府财政预算，由市、区（县）级司法局根据社区矫正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拨付给基层司法所。完善审计检查制度，确保专款专用，解决司法所因经费紧张而无法全面开展工作的难题。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根本目是使服刑人员重新顺利回归社会，防止重新犯罪，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促进平安农村的建设，发挥出社区矫正工作在弘扬法治精神，构建设和谐中国中发挥正能时。矫正质量的好坏，关系到社会及公众的安全，关系到和谐家庭、和谐村镇的建设，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随着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试点工作的深入开展，广大农村地区必将成为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重点，努力探索新形势下的社区矫正工作管理方法，不断改革完善刑罚制度，使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步入新的发展轨道。

作者：鱼台县司法局 刘桃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