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入《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的决定

（1983年3月5日通过）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1973年《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


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

联合国大会1973年11月30日第3068（XXVIII）号
决议通过并开放给各国签字和批准
生效：按照第十五条的规定，于1976年7月18日生效。
本公约缔约国，
忆及在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中，全体会员国保证与联合国合作，采取联合和单独行动，以达到全世界对于全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和遵守，不因种族、性别、语言、宗教而有任何区别，
考虑到世界人权宣言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人人平等，且人人皆得享受该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因种族、肤色或民族本源等而有任何区别。
考虑到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大会在宣言中声明解放的进程是不可抗拒和不能扭转的，为了人类的尊严、进步和正义，必须终止殖民主义以及相关联的一切隔离和歧视作法，
鉴于各国依照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特别谴责种族分离和种族隔离，并承诺在受其管辖的领土内，防止、禁止和根除这种性质的一切作法，
鉴于防止并惩治种族灭绝罪行公约规定，也可列为种族隔离行为的某些行为构成国际法的罪行，
鉴于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规定，“种族隔离政策所造成的不人道行为”足以列为危害人类罪，
鉴于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许多决议，谴责种族隔离的政策和作法为危害人类的罪行，
鉴于安全理事会曾经强调，种族隔离及其继续加剧和扩大，严重地扰乱并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
深信订立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可使在国际一级和国家一级上能够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以禁止和惩治种族隔离的罪行。
兹协议如下：
第一条
⒈本公约缔约国宣布：种族隔离是危害人类的罪行，由于种族隔离的政策和作法以及类似的种族分离和歧视的政策和作法所造成的不人道行为，如本公约第二条所规定者，都是违反国际法原则，特别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罪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
⒉本公约缔约国宣布：凡是犯种族隔离罪行的组织、机构或个人即为犯罪。
第二条
为本公约的目的，所谓“种族隔离的罪行”，应包括与南部非洲境内所推行的相类似的种族分离和种族歧视的政策和办法，是指为建立和维持一个种族团体对任何其他种族团体的主宰地位，并且有计划地压迫他们而作出的下列不人道行为：
（a）用下列方式剥夺一个或一个以上种族团体的一个或一个以上成员的生命和人身自由的权利：
（一）杀害一个或一个以上种族团体的成员；
（二）使一个或一个以上种族团体的成员受到身体上或心理上的严重伤害，侵犯他们的自由或尊严，或者严刑拷打他们或使他们受残酷、不人道或屈辱的待遇或刑罚；
（三）任意逮捕和非法监禁一个或一个以上种族团体的成员；
（b）对一个或一个以上种族团体故意加以旨在使其全部或局部灭绝的生活条件；
（c）任何立法措施及其他措施，旨在阻止一个或一个以上种族团体参与该国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者，以及故意造成条件，以阻止一个或一个以上这种团体的充分发展，特别是剥夺一个或一个以上种族团体的成员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包括工作的权利、组织已获承认的工会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离开和返回自己国家的权利、享有国籍的权利、自由迁移和居住的权利、自由主张和表达的权利以及自由和平集会和结社的权利；
（d）任何措施，包括立法措施，旨在用下列方法按照种族界线分化人民者：为一个或一个以上种族团体的成员建立单独的保留区或居住区，禁止不同种族团体的成员互相通婚，没收属于一个或一个以上种族团体或其成员的地产；
（e）剥削一个或一个以上种族团体的成员的劳力，特别是强迫劳动；
（f）迫害反对种族隔离的组织或个人，剥夺其基本权利和自由。
第三条
任何个人、组织或机构的成员、或国家代表，不论出于什么动机，如有下列行为，即应负国际罪责，不论是住在行为发生地的国家的领土内或其他国家：
（a）触犯、参与、直接煽动或共同策划本公约第二条所列举的行为；
（b）直接教唆、怂恿或帮同触犯种族隔离的罪行。
第四条
本公约缔约国承诺：
（a）采用任何必要的立法或其他措施，来禁止并预防对于种族隔离罪行和类似的分隔主义政策或其表现的鼓励，并惩治触犯此种罪行的人；
（b）采取立法、司法和行政措施，按照本国的司法管辖权，对犯有或被告发犯有本公约第二条所列举的行为的人，进行起诉、审判和惩罚，不论这些人是否住在罪行发生的国家的领土内，也不论他们是该国国民抑或其他国家的国民，抑或是无国籍的人。
第五条
被控犯有本公约第二条所列举的行为的人，得由对被告取得管辖权的本公约任何一个缔约国的主管法庭或对那些已接受其管辖权的缔约国具有管辖权的一个国际刑事法庭审判。
第六条
本公约缔约国承诺遵照联合国宪章，接受和执行安全理事会为了预防、禁止和惩罚种族隔离罪行所作的决定，并协力执行联合国其他主管机关为达成本公约的目的所作的决定。
第七条
⒈本公约缔约国承诺就其为执行本公约的规定而采取的立法、司法、行政及其他措施，向第九条规定设置的小组，定期提出报告。
⒉报告的副本应送由联合国秘书长转送种族隔离问题特别委员会。
第八条
本公约任何缔约国得请联合国任何主管机关依照联合国宪章，采取其认为适当的行动，以预防并禁止种族隔离罪行。
第九条
⒈人权委员会主席应指派兼任本公约缔约国代表的人权委员会委员3人，组成小组，审议各缔约国依照第七条的规定所提出的报告。
⒉人权委员会的委员如果没有本公约缔约国的代表，或这种代表不足三名时，联合国秘书长应于咨商本公约全体缔约国后，指派一名或数名不是人权委员会委员的缔约国代表，在本公约缔约国的代表当选为人权委员会委员之前，参加依照本条第一款所成立的小组的工作。
⒊小组得于人权委员会开会前后，举行不超过五天的会议，审议根据第七条提出的报告。
第十条
⒈本公约缔约国授权人权委员会：
（a）要求联合国各机关根据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十五条规定转送请愿书副本时，注意关于本公约第二条所列举的行为的控诉；
（b）根据联合国各主管机关的报告和本公约缔约国的定期报告，编写一份清单，列出据称应对触犯本公约第二条所列罪行负责的个人、组织、机构或国家代表，以及本公约缔约国已对其提起诉讼的个人、组织、机构或国家代表；
（c）要求联合国各主管机构提出关于负责管理托管领土、非自治领土、以及大会1960年12月14日第1514（XV）号决议所适用的其他领土的当局，对据称触犯本公约第二条所列罪行，并相信在其领土和行政管辖权之下的个人所采取的措施的情报。
⒉在大会第1514（Xr）号决议所载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目标尚未达成以前，本公约的规定不得限制其他国际文书或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给予这些人民的请愿权利。
第十一条
⒈就引渡而言，本公约第二条所列举的行为不应视为政治罪。
⒉本公约缔约国承诺遇此等情形时，依照本国法律和现行条约，准予引渡。
第十二条
各缔约国如对本公约的解释、适用或执行发生争执而无法以谈判解决时，除争执各方已协议以其他方式解决外，得经争执缔约国请求，提交国际法院处理。
第十三条
本公约开放给所有国家签字。在本公约生效前尚未签字的任何国家得加入本公约。
第十四条
⒈本公约应经各签字国批准。批准书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
⒉加入应于加入书交存联合国秘书长时生效。
第十五条
⒈本公约应在第二十国的批准或加入书交存联合国秘书长之日后第三十日开始生效。
⒉本公约对于第二十国的批准或加入书交存后，批准或加入本公约的国家，应于该国交存批准或加入书之日后第三十日开始生效。
第十六条
缔约国得用书面通知联合国秘书长退出本公约。退出应于秘书长接到通知之日后1年生效。
第十七条
⒈任何缔约国得随时用书面通知联合国秘书长，要求修正本公约。
⒉联合国大会应对这项要求决定所应采取的步骤。
第十八条
联合国秘书长应将下列事项通知所有国家：
（a）依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所作的签字，批准和加入；
（b）本公约依第十五条开始生效的日期；
（c）依第十六条所提的退出；
（d）依第十七条所提的通知。
第十九条
⒈本公约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五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本公约应交存联合国档案库。
⒉联合国秘书长应将本公约经证明无误的复制本，分送所有国家。

罪与刑的冲突——对一起改判案件定罪与量刑的思考

张相丽 李翊


案情
李某（女，26岁）于2002年7月起在冯某（男，38岁）家做保姆并照顾孩子。其间，冯某与李某发生了两性关系，并许诺与同居女友黎某分手后娶李某为妻。黎某怀疑该二人有不正当两性关系，于同年9月24日上午，以冯某的名义将李某解雇。李某心存不满，于当日12时许，到朝阳区小红门乡明园学校内，以冯某找女儿(4岁)冯某某为由,将冯某某从学校骗至丰台区东铁匠营横七条44号院内其亲属处，后打公用电话让冯将其的衣物要及补偿费人民币二万元送到指定地点，否则将与冯的女儿一起死。当日16时许，公安人员接群众举报后将李某抓获。
检察机关以被告人李某涉嫌绑架罪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后作出了变更罪名的判决。一审判决认定：从犯罪形式上看，在主观方面，被告人李某是为了向冯某索取补偿费，尽管法律对此不予保护，但是在本质上属于索取债务，而非勒索财物，因而不具备构成绑架罪的主观故意；在客观方面，根据本案的事发起因以及被告人李某犯罪的对象、骗走冯某某的经过、向冯某索要补偿费的方式、数额等因素，被告人李某所实施的一系列行为不符合绑架罪的客观特征，故本案的犯罪事实不符合绑架罪的构成要件。从犯罪的实质上看，根据我国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结合被告人李某的行为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本案的犯罪事实也不符合绑架罪的实质特征，而符合非法拘禁罪的实质特征。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之规定，判决被告人李某构成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罪名的差异？
差异远不止于字面的不同，而源自于认识上的分歧。对于本案的定性问题，笔者赞同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罪名，李某一案应当属于典型的绑架犯罪案件。理由在于：李某的行为完全符合绑架罪的犯罪构成。首先，主体上看，李系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成年人；从主观故意上看，李某实施犯罪行为是由于受到冯某的欺骗，致使精神上遭受损害，但双方之间并不存在明确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不具备索要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的前提条件，其索要钱财的行为就是一种勒索财物的行为；从客观方面看，李某利用经常接送冯某女儿的便利条件，以欺骗的方法将冯某的女儿带至其亲属住地，同时以冯某女儿的生命安全相要挟向被害人索要财物；从侵害的客体看，李某将不明实情的4岁幼童骗走，形成了以实力控制的事实，侵犯了他人的人身自由权。其次，一审判决认定理由于法无据。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中所列举的债务类型看，“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应当是客观存在的、具有经济价值或财产性利益的债务。李某索要的补偿费，实际上属于精神损失范畴，而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没有将精神损失规定为该债务之列；另一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对于被害人因为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均不予受理，而冯某的行为在法律上还不足以进行否定性评价，由此产生的精神损失就更不应该纳入刑事诉讼范围内予以解决。因此，笔者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有失偏颇。
量刑的斟酌？
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关于非法拘禁罪的规定，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被告人李某可能判处的刑罚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的幅度范围内；而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关于绑架罪的规定，被告人李某可能判处的刑罚最低刑为十年有期徒刑。从实现刑罚的公平性角度考虑，我们不妨回顾本案中被告人李某的行为并在内心中重新加以衡量，不难发现：李某并不是一个利欲熏心、图财害命的残暴之徒，而只是一个在城市里默默打工、自食其力的无知女子。当自身权利遭受无理侵害的情况下，她遏止不住内心的愤怒，一时感情冲动实施了违法行为。根据刑法规定，量刑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并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刑罚。从本案看，被告人首先是初犯，其次没有对幼童实施暴力或虐待行为，其犯罪的主观故意并不恶劣，再次其实施的违法行为社会影响小，所实施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尚未达到恶劣的程度，如果对这样一名女子处以最低十年有期徒刑的刑罚，明显不太合乎情理，也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因此，从量刑的角度出发，一审法院似乎实现了一定的公平。笔者不敢妄加揣测，一审法院作出变更罪名的判决的原因即在于无法协调定罪与量刑的公平。然而在现行刑法框架内，如果认定李某的行为构成绑架罪，的确面临刑法分则条文所不能解决的困境。从现行刑法总则条文看，这个困境又似乎能迎刃而解：根据刑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又或者根据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于刑事处罚。笔者以为刑法总则的这两个条款是对于分则罪名可能判处法定刑以下的量刑制度的两种救济途径。
然而，程序上的救济远没有实体上的完善来的直接而深刻。从长远角度考虑，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手段千变万化，侦查技术也日斟完善，有些犯罪可能在行为之初就被遏止住，有些犯罪的情节、性质不似在当年立法之时那么恶劣，因而有必要对某些罪名的量刑幅度进一步完善。量刑必须严格遵照刑法，背离刑法仅仅追求刑罚一方面的公正，丧失的可能是整个刑事司法的公正。笔者以为，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在绑架罪的量刑幅度内增加一个较低的量刑幅度，从而在罪刑法定的基础上实现司法公正，保证定罪与量刑的协调一致，不失为最根本的解决方法。
笔者注：本案后经检察机关抗诉，二审法院改判，确认被告人构成绑架罪，量刑上鉴于被告人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判处免于刑事处罚。

作者单位：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张相丽 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检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李翊 法律政策研究室、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硕士研究生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六里屯西里甲七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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