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二谈上海信息化立法

（上海市信息法律协会 俞云鹤）


上海信息化立法，要开创新局面，攀登新高峰，在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前提下，还必须要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紧迫感。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是摆在上海信息化立法工作面前的现实局面。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让我们看一看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长三角地区信息化立法乃至上海其他领域的立法情况，就可以得出结论——上海信息化立法确实应该迎头赶上，尽快开创新局面!
全国现有近二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或者正在准备出台《信息化条例》或《信息化促进条例》。湖南、深圳、杭州、宁波、天津、北京、山东等省市已先后颁布实施；云南、河南、黑龙江等省市已进入人大审议最后阶段，今年上半年有望颁布实施；江苏、福建、重庆、广州等省市已将信息化条例列入立法规划项目；河北、四川等省市正在进行相应立法调研。我们上海，《信息化条例》仅作为基础调研项目被列入了《上海市信息化法治建设“十一五”专项规划》，根本还没有列入市人大常委会或者市政府的年度立法计划。
全国四个直辖市中，北京市近年来发布了《北京市信息化促进条例》、《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关于顺利筹备和成功举办奥运会进一步加强法治环境建设的决议》、《北京市无线电管理办法》和《北京市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等信息化法规；天津市近年来发布了《天津市信息化促进条例》、《天津市无线电管理办法》和《天津市政府网站管理办法》等信息化法规；重庆市近年来发布了《重庆市电信条例》、《重庆市无线电管理办法》和《重庆市社会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等信息化法规，《重庆市信息化条例》预计今年年底完成。我们上海近年来发布了《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上海市公共信息系统安全测评管理办法》等信息化政府规章，但尚未出台任何一部信息化地方性法规。
长三角区域中，浙江省近年来发布了《浙江省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浙江省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发布管理办法》等信息化法规, 并在全国率先批准所属杭州市、宁波市相继出台了《信息化条例》；江苏省近年来发布了《江苏省无线电管理条例》、《江苏省软件产业促进条例》、《江苏省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和使用办法》等信息化法规，《江苏省软件产业促进条例》在全国地方立法中属于首创，是第一部关于软件产业的地方性法规。我们上海，肩负着中央要求上海在长三角中起带头作用的重任，但在信息化地方立法方面却比江浙两省要滞后得多。比如,上海的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的销售额已经占到全国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总销售额的40%以上，但上海至今没有一部规范全市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的地方性法规或者政府规章。江苏省2007年5月在全国地方信息化立法中率先出台的《软件业促进条例》，对我们上海应当是一个有力的鞭策和及时的启示。
其实，不必与外省市信息化立法仔细比较，只要认真比较一下我们上海市其他领域的立法进程，也就可以感觉到上海信息化立法的确滞后了，需要急起直追了，否则真要“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了！
谁都知道，对于上海而言，信息产业与农业的比重谁高谁低，也因此不难回答信息化促进立法与农业科技促进立法谁更迫切更重要。然而，事实是《上海市促进农业科技进步若干规定》, 在2007年2月16日公布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2007年度立法计划中，仅属于“条件成熟即提请常委会审议的预备项目”，当时尚“正在立法调研”。但该项目进展神速，2007年6月6日即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龚学平率队到上海市农科院立法调研，听取市委常委、市农委主任徐麟的立法项目介绍，6月26日即上市人大常委会议一审，8月15日二审，10月10日审议通过颁布，2007年12月1日施行。可以说，在上海出台地方性法规的历史上，这部农业科技促进立法的速度之快是史无前例的。然而，上海信息化立法的进程,如果与《上海市促进农业科技进步若干规定》的进程相比较,简直可以说是“龟兔赛跑”了! 早在几年前就已列入市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的《上海电子商务条例》，却迟至今天尚未能进入人大常委会审议程序;至于《上海市信息化条例》更连立法调研项目也没能列入，出台就更遥遥无期了。
现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府实施了换届。作为关心上海信息化的小百姓，我们衷心盼望新的一届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府能切实贯彻中央十七大精神，解放思想，攀登新高峰，从依法治市、依法行政的高度，切实加强上海信息化立法工作，以利促进上海信息化建设始终走上全国前列，更好地为全国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浅谈司法认定驰名商标存在的问题

未予


众所周知，驰名商标是一个在国际上被广泛使用的法律概念。它是指经过长期使用，在市场上享有较高声誉，并为公众所熟知的商标。其英文表述“well- known trademark”。

企业和地方政府对驰名商标的错误认识

在我国驰名商标还被强行加上了另外的含义——“企业荣誉”乃至“当地政府荣誉”。诚然，这和驰名商标能给企业和当地政府带来的巨大利益是分不开的。因为与普通商标相比，驰名商标具有知名度高、信誉好、影响面广、市场占有率高、权利高度确定以及能受到法律“超级”保护等好处。不仅如此，往往当地政府还将其作为自己的政绩谈经论道。真是“一朝得道，众人沾光”。
我们看一组数字：对于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奖励金额较高的有：沈阳市奖励500万元，大连市奖励300万元，北京市奖励200万元；深圳市奖励100万元；东莞市奖励100万元。其次，无形资产增值的利诱。经北京名牌资产评估事务所对国内百个著名品牌价值的量化研究结果显示，排在我国第一、第二位的红塔山、长虹的品牌价值分别为30亿和87.61亿人民币，可谓价值不菲。这是2007年相关人士整理出的一组数据，到现在，很可能这些数字是只升不降。
这也导致我国驰名商标的认定数量，尤其是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数量急速增长。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利益驱动的结果，与我国企业迄今为止的商标运作积累、品牌经营基础的实际状况是不相称的，是十分过热的，也可以说是极不正常的，这不利于我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今年2月12日有媒体报道，金华市工商局商标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该报记者，现在金华的驰名商标太多，根本统计不过来，到底有多少他不知道。但是，国家工商总局认定的驰名商标，整个金华只有10个，如今号称“驰名商标”的至少有150个之多。此前截至2005年底，浙江省全省驰名商标只有70个，而到去年，光金华下属的永康市，驰名商标数就高达44个。不少所谓的驰名商标，别说在中国驰名，连本地人都闻所未闻。

司法认定驰名商标被企业作为其终南捷径

司法认定的驰名商标不仅仅是数量上的急速增长，更为严重的是“虚假认定”的事件经常出现。一般来说，企业通过行政认定的方式取申请驰名商标难度比较大，周期也长。比如当年媒体报道劲牌公司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的历程时有这样一段话：2001年新《商标法》出台以前，我国认定驰名商标的方式是行政批量认定，注册商标只有被认定为驰名商标后才享有特殊和扩大保护。2000年1月，劲牌公司成立了由行政总监余敦文任组长的“申驰（申请驰名商标）”小组。湖北省工商局很快审查通过劲牌的申驰材料，并向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进行推荐。在推荐函上，劲牌商标排在“富康”、“安琪”之前，居于第一位。2000年3月，劲牌公司正式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递交了申请；总局受理并审查合格。2002年10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布最后一批驰名商标。然而，由于酒类商标过多，名额有限，考虑到行业和产业平衡，“劲”牌商标落选了。回忆起“申驰”的那段经历，余敦文感慨道：“近三年时间里，我每个月要去一次北京，每次至少呆一个星期。在北京我认识了四川某知名酒厂的老总，他们等了5年最后也是一场空。”驰名商标行政批量认定之路走得如何艰难，由此可见一斑。
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条条大路通罗马。近年来，很多企业都清楚靠行政认定申请驰名商标很难。于是，大家找到一条“终南捷径”——司法认定。
某报的一篇报道中提到：在金华、温州等地,衍生出一些号称“全程代理企业司法认定中国驰名商标”的机构、个人,只要花钱,驰名商标就能手到擒来。光江西上饶中院一家,就认定了近10个集中在浙江一省的驰名商标。当地网民戏言:司法认定驰名商标就是外地法院送礼。商标持有公司委托中西部律师将抢注其企业域名的某人上诉至该地区法院,法院经调查后判定抢注侵权并认定该商标为驰名商标。这就是整个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操作图。远在他省的地方中院,不知怎么就能认定浙江一个年利税只有区区十数万元的商标为“驰名”,这背后的猫腻,也就无需多言。企业自编自导,中介搭台,法院领衔主演,一出戏就有模有样了。
诸如此类，比比皆是。试看一例：2006年5月，广东康王精细化工向安徽宣城中院起诉当地农民李某，指控他侵犯其商标权，请求法院判决“ 康王kanwan”为驰名商标。8月，宣城中院认定“康王kanwan”系列商标为驰名商标。判决生效后，却遭到云南滇虹药业的民事再审“阻击”。宣城中院外调发现，康王因侵权滇虹，于2006年4月被四川一法院冻结了该商标。更蹊跷的是，被告自然人李某对原审诉讼一无所知，其代理人孙某的身份系伪造。2007年7月，宣城中院撤销上述认定，这成为我国司法“认驰”第一起因造假被撤销的案件。
其实，不难看出，“康王”造假案只不过是冰山一角。于是，威海一位女法官乔卉所说：“出于驰名商标的巨大经济效益和强大的市场竞争力，一些精明企业已瞄上这条一诉成名的‘终南捷径’。他们双方或多方串通，甚至自设侵权被告，制造‘纠纷’设局向法院提起‘认驰’之诉。一旦进入诉讼程序，‘欲驰名者’向法院提供证据，串通者则均予以认可，驰名商标就到手了。”
地方保护主义作怪：认定范围模糊不清
从司法认定驰名商标近年来出现的种种怪现象，不由让我们想到“地方保护主义”，“权钱交易”等词汇。2009年7月，我们接到某市工商局的一封协查函件，主要咨询福建达利集团被认定驰名商标的范围一事。经过对《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5岩民初字第047号判决书》仔细阅读并分析，我们发现：福建达利集团于2005年9月30日在与郭雪珠商标和域名侵权案中，达利图形商标被福建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为中国驰名商标，但判决书中并未具体认定商标类别的使用商品，从其判决书推理来看，认定的图形商标可以使用在包括膨化食品、派类食品、饼干、薯片等商品上。该案中，认定的驰名商标是图形商标，并未包括文字。司法认定驰名商标是属于个案认定、被动保护；应该认定在具体商标及使用商品上为驰名商标。
我们经常都会接到此类咨询函，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不少被司法认定为驰名商标的企业，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自己获得驰名商标的使用范围，因为法院的判决就模糊不清，给人一种错觉：该企业在其任何商标类别，生产的任何产品上都可以使用中国驰名商标。这就造成不少企业更加大胆的超范围使用，反正他们有司法认定的判决书这张“王牌”。可是，这对同行业竞争者很不公平，对消费者，对整个市场秩序都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2009年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及驰名商标认定的民事纠纷案件管辖问题的通知》(法[2009]1号)。要求“从通知下发之日起，涉及驰名商标认定的民事纠纷案件，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计划单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直辖市辖区内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其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此类民事纠纷案件，需报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未经批准的中级人民法院不再受理此类案件。”这使得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管辖问题得到一定的改善。
2009年5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针对司法实践中反映出来的突出问题，依法进行了规范。该司法解释一共十四条，主要涉及驰名商标的概念、适用范围、认定因素、举证责任、保护要求五个方面的内容。
希望通过这些举措，能有效的遏制司法认定驰名商标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使真正的中国驰名商标得到认定与保护，从而使品牌战略健康有序的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