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机构设置及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研究（下）

2000年11月24日 14:12 王利明/姚辉

三、关于审判方式的改革

所谓审判方式，简单地说就是指因法官和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不同而形成的审理案件的方法和形式。（注：景汉朝等：《审判方式改革实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5页。）为了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必须提高质量和水平。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1996年7月专门召开了全国法院审判方式改革工作会议，确定以学习贯彻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推进刑事审判方式改革为重点，全面改革和完善民事、经济、行政审判方式，并进行了具体的工作部署。改革的基本内容是依法强化庭审功能，强化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的职责；加强对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核心是进一步贯彻公开审判的原则，把审判活动更好地置于社会监督之下。

审判方式改革，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法院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严格执法，实现司法公正。而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实际上应体现为法官独立审判。所以，审判方式的改革，亦应围绕如何保障法官独立公正地审判、实现司法公正这一中心目的而展开。能否达到这一效果，也是衡量审判方式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

我们认为，围绕这一重点，除上述方面外，还应注重以下问题：

（一）将公开审判落到实处

公开审判，在有的地方亦称“一步到庭”、“直接开庭”等。早在50年代，董必武就提出过要推行公开审判，我国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条也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对民事案件独立进行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然而，很长时期以来，在许多地方的民事、经济审判当中，公开审判并未真正落到实处。一方面，许多案件因行政干预或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在开庭审理前即已形成倾向性意见，使公开审判流于形式、成为过场。另一方面，在庭审中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或辩论有可能不为法官所接受或考虑，从而对判决结果并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许多案件中，法官自己包揽调查取证，不注意法庭上的公开质证；当庭也不对当事人讲解认定或不认定某一证据的理由，审判活动的透明度很差，结果，公开审理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加上案件的所谓层层审批、层层把关，也往往使判决意见由法院领导说了算。

广泛推行公开审判与民事诉讼辩论原则的采用是联系在一起的。大陆法系民事诉讼辩论原则在性质上属于一种约束民事裁判者的基本规范，它至少包含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法院不能以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实作为裁判的事实根据；其二，法院应将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作为裁判的事实根据；其三，法院对证据事实的调查，只限于当事人双方在辩论中所提出的事实。应当看到现行民事诉讼法已相应调整了庭前准备工作的重心，将原试行的民事诉讼法第87条第1款“审判人员必须认真审阅诉讼材料，进行调查研究、收集证据”修改为“审判人员必须认真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6条。）这一修正无疑也是一个进步。但它仍然引导着审判人员过早投身于冲突解决之中，不利于充分调动双方当事人举证和诉讼的积极性，且有可能造成审判人员在开放审理前根据自己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形成先入之见，进而难以摆脱开庭审理只不过是这些先入之见的再次推演和展示的状况，使开庭审理形式化和庭审功能萎缩。因此民事经济案件实行公开审判，应采纳辩论原则，主要由当事人举证和辩论，从而达到公开审判的效果。

自审判方式改革以来，各地都在民事、经济审判中大大加强了公开审判方式。这种方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强化了庭审功能，强化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特别是通过公开审判，在法庭上讲清事实、说明是非，极大地保障了裁决的公正性；树立了法院和法官“讲理、公正、廉洁”的形象；也确有助于防腐倡廉。所以，公开审判方式已受到法院和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另外，公开审判也为锻炼法官的业务能力提供了条件。公开审判，使法庭成为法官履行职务的主要活动舞台，这就要求法官不仅要有较高的政治素质、深厚的法律理论知识，还要有丰富的审判经验和较强的组织公开审理的能力。公开审理的法庭既是检验法官能力的场所，又是法官增长才干的课堂。（注：景汉朝等：《审判方式改革实论》，第409页。）

然而，公开审判制度的真正贯彻落实，还须做大量的工作。首先，应切实实行法官独立审判和责任制，根本废除所谓层层把关的层层审批制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强化庭审的功能。如果法官不能独立审判，合议庭没有决定的权限，甚至不能当庭向当事人说明证据的采纳、事实的认定的意见，不能当庭作出判决，公开审判就根本不会起到应有的效果。甚至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再多、合议庭审理的意见再充分明确，却抵不上某位领导的一句话，这样的“公开审判”，必定流于形式。其次，除法律规定不得公开审理的案件外，第一审民事、经济案件均应公开进行。“要做到证据在法庭审查、是非在法庭辨明、责任在法庭分清；真正使法庭成为最讲理、最公正、最权威的地方”。（注：见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唐德华1994年10月21日在第三次全国经济审判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全面加强经济审判工作，为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司法保障》。）再次，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应抓住举证、质证和认证三个环节，当庭审查和判定证据，当庭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当庭辩论，当庭作出调解或判决。最后，公开审判的“公开”，应当是向社会的公开，应当最大限度地允许各界民众进入法庭旁听案件的审理。公开还应包括对群众和社会公开案情、公开审理过程和审理结果，除了法律另有规定外应允许新闻记者采访报道案件的审理和判决情况。（注：王发荣等主编：《中国民事审判学》，法律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116页。）不能以任何借口限制民众的旁听。

（二）民事、经济案件判决书应详写判案理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8条明确规定：“判决书应当写明判决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依据”。但事实上，很长时期以来，法官只注重事实的调查与认定，不重视判决的说理。这一现象，已到了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予以切实解决的时候了。

英美国家由其法律传统和思维方式所决定，有着发达的判例法，法院出具的判决书内容具体、推理非常严谨，法官往往从某一个具体的案件出发，通过该案件的审判，阐发或归纳出一项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法律规则。大陆法国家虽为成文法国家，但法官所作的判决，也特别注重推理、说理。而我国法院作出的判决书等法律文件，大多内容过于简单，尤其是推理部分往往下笔太少，对判决中引证的法律条文也未作阐释，有时令人不知其所以然。

当然，出于成文法制度的背景，由于法官不能创制有拘束力的先例，因而其判决通常仅局限于对可适用法律条款的分析，而不必象英美法国家的法官在判决中那样注重推理（注：［美］埃尔曼著：《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等译，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230页。）。但在我国，法官之所以不重视判决的说理，还有其制度上的特定原因。由于错案的认定标准是事实认定的错误，法官便只对事实的真实可靠负责，这样，自然也就不重视或根本就忽略对判决书中判案理由的阐述。有一种观点甚至认为，法院的判决书应尽量少说理由，说理越多，越易被当事人抓住辫子甚至惹出麻烦。这样的认识和作法显然是十分错误的，正如有的学者所尖锐地指出的：法官们以此为理由使其判决一般较为简洁时，也就同时将他们对于从事冗长论证的不情愿合理化了。事实上，强调法官在判决中说理对正确适用法律是十分必要的。成文法的演绎推论的方法决定了法官的判决及当事人的请求无法通过法律规范而只能借由具体的判决中的理由来阐述。加之成文法产生的历史悠久，理论基础深厚，法律规范体系编排严谨，这就更需要借助法官的判决尤其是判决书中的判案理由来达致活的、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与死的、刻板固定的法条之间的沟通。（注：［美］埃尔曼著：《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等译，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230页。）

我们认为，应大力提倡法官在判决书中说理，其理由还在于：第一，判案不说理，不仅不能保证司法的公正，而且会掩盖执法不公甚至贪赃枉法的各种非法行为。因为，在民事、经济审判中，事实的认定与如何适用法律并作出裁判，仍然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事实即便清楚，也并非必然可以推导出正确的结论。许多案件表明，法官在审理中所作的事实认定是清楚的，但法律适用却是错误的。从审判实践来看，说理透彻、令当事人心服口服的判决，基本上都能表明法官执法的公正；而只认定事实，不谈理由或理由不清、牵强附会的判决，即使事实清楚，也不能使当事人信服，其中亦难免出现执法不公。第二，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民事、经济案件大量涌入法院，案情亦越来越复杂，标的动辄几百、上千万甚至上亿元。法官一纸判决，有时要直接决定一个企业或公司的存亡，决定经营者一生心血的成败，这不仅使得法官的权力加重，也使得其责任大大增强。对于如此艰巨的使命，如果只是在说理部分寥寥几笔就作出判决，何以体现法官应尽的责任？尤其是对败诉的一方而言，要其承担成百上千万的财产责任而不对其讲清任何道理，即使理应败诉，当事人也不会服气。所以在不少案件中，当事人在二审终结后，仍然没完没了地告状、申诉、上访。第三，判决书不说理由，也不利于提高法官素质。法官作为法律的专门家，其主要职责是准确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如果判决书不讲理由，就无须其具有较高的学识素养和法律运用能力。长此以往，法官的素质只能是每况愈下。第四，判决说理透彻，亦会大大增强对司法审判工作的监督。事实上，我们的许多案件之所以没有公开披露，很多是因为判决书说理不明而难以披露。要真正加强对司法审判的监督，就应该将依法可以披露的案件一律公开。说理透彻的高质量判决，自然经得起社会公众舆论的评判。

在我们看来，一份判决书，实际就是法官向社会呈现的考试答卷。在国外，一篇判决主文，往往就是一篇极好的学术论文。当然，要判决都成为学术论文，这显然是不现实也不必要的。但一份判决至少要讲出足够的理由，这样的要求，无论如何不算过份。可以说，民事、经济判决，理由说得越多，越说明法官是忠实于法律、认真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凡是道理透彻的判决，也足以说明该法官是一名称职合格的法官。在当前，应把强化案件判决书的说理、尤其是强化民事、经济案件的说理作为一项基本的要求提出并予以贯彻落实。如果忽视了这一要求，审判方式改革是根本不可能取得应有成效的。

（三）修正请示制度

所谓案件请示制度，是指下级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就案件的实体处理或程序问题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上级法院请示，上级法院研究后予以答复的制度。这种制度法律上并没有明文规定，但在审判实践中却非常普遍，并得到司法解释的认可。（注：景汉朝等：《审判方式改革实论》，第63页。）在办案过程中，下级法院就一些重大疑难案件向上级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请示，成为一种十分流行的作法。翻阅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大量出现的，是地方向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请示及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批复。

应当看到，请示制度在我国的审判实践中确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于基层法院或中、高级法院水平所限，对一些重大疑难案件，确实把握不准；特别是在对新的法律规定如何理解、法律缺乏规定时如何处理等方面，尚有较大不足。通过请示制度，确有助于提高办案质量。另一方面，某些地方法院的法官在审理某一案件时，因对当地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无可奈何，亦可藉由请示制度而适当摆脱困境。

但是，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行，尤其是对照严格执法的要求，请示制度愈来愈显出其弊端：

1.不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独立审判的要求。法院的独立审判，包括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相互独立。下级法院的独立审判，不仅仅是摆脱社会行政的干预，也包括脱离上级法院不合法的干预。请示制度则为这种干预提供了机会。

2.妨害了当事人上诉权的行使。在实践中，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往往需要的是对案件的审理结果作出直接的结论，而并不仅仅是希望上级法院提供一些启示或参考意见。上级法院一旦对案件作出结论，以后案件上诉到上级法院便难以更改；甚至即使有错误，也会因上级法院碍于不能自己推翻自己而维持原状。这样，实际上使当事人的上诉失去意义。这种状况，实际上使法律规定的二审终审变成了一审终审，变相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申请再审权。（注：景汉朝等：《审判方式改革实论》，第65页。）

3.根本不利于保证案件的审理质量。对于请示的案件，上级法院一般只是听下级法院的汇报，并不直接审理案件。而下级法院的案情汇报又难免带有汇报者的个人主观色彩，使得上级法院对案情的了解难以全面、深入和客观。如果办案人员希望袒护某一方当事人，就可能在汇报中只谈对该当事人有利的一面而少谈或不谈对其不利的方面，借机徇私舞弊。

安徽省人民政府


安徽省乡镇企业劳动保护管理暂行办法
省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乡镇企业职工的安全健康，防止职业危害，促进乡镇企业健康发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安徽省劳动保护监察暂行条例》，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农村的乡、镇、村办企业，农民联营企业和其他形式的合作企业以及私人企业（以下统称乡镇企业）。
第三条 乡镇企业劳动保护工作，由企业主管部门管理，劳动部门监察。

第二章 机构与职责
第四级 乡镇企业主管部门应建立安全管理机构或配备专（兼）职安全管理人员。建筑、建材、化学危险物品等职业危险较大的企业，应配备一名以上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其他企业可配备兼职安全管理人员。
第五条 安全管理机构和安全管理人员的主要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劳动保护和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协助行政领导搞好本单位的劳动保护；
（二）经常进行现场检查，督促有关部门和人员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及尘毒危害，制止违章作业和违章指挥。遇有危及职工生命安全的紧急情况，有权决定停止作业，并报告领导处理；
（三）参加伤亡事故的调查处理，做好伤亡事故的统计、分析和报告；
（四）协助有关部门制定预防事故的措施，并督促实施；
（五）总结推广劳动保护先进经验，协助行政领导对职工进行安全技术培训和劳动卫生教育；
（六）向上级主管部门和劳动部门反映本部门、本企业的劳动保护情况。
第六条 乡镇企业的行政领导全面负责本企业劳动保护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遵守并组织实施劳动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布置、检查生产的同时，布置、检查劳动保护工作；
（三）组织制定并实施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操作规程和规章制度；
（四）组织对职工的安全教育和安全技术培训；
（五）经常检查劳动安全卫生状况，及时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及尘毒危害，改善劳动条件；
（六）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参加或组织伤亡事故的调查处理。
第七条 乡镇企业职工应遵守安全生产的各项规定，严格按操作规程作业。在特别严重的险情下，有权停止作业，采取紧急防范措施。对违章指挥和漠视职工安全健康的领导者，有权提出批评和向乡镇企业主管部门、劳动部门检举、控告，企业领导者不得以任何借口打击报复。

第三章 安全与卫生设施管理
第八条 新建、改建、扩建乡镇企业，必须有安全生产和消除尘毒危害的设施，并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投产。其中冶炼、汞制品、石粉（含二氧化硅百分之七十以上，下同）、石棉制品和其他职业危害较大企业，建设前和建成后应由企业主管部门会同劳动、卫生
等部门进行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
第九条 乡镇企业不得从事石棉、放射性制品、联苯胺、多氯联笨、滴滴涕等剧毒化学危险品和土法炼汞、炼铝的生产。未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不准生产锅炉、压力容器。
第十条 进入城镇施工的乡镇建筑队，必须具备安全生产的基本条件，并经当地劳动部门审查。
第十一条 乡镇企业生产场所的布局和设施，应符合安全卫生要求。机器、物料的安置、堆放应便于工人安全操作。易发生危险的场所应有安全防护设施和警告标志。
第十二条 各种机械电气设备必须符合安全卫生标准的要求，并建立使用、检查、保养、维修制度，不准超负荷或带病运行。严重损坏、不能保证安全又无法维修的设备，应予报废。锅炉、压力容器、起重机械等易发生危险的特种设备，要严格按《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暂行条例》和
其他专业规定进行安装、操作。
第十三条 易燃、易爆、强毒等危险品的生产、使用、贮存和运输，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可靠的防护设施，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在紧急情况下进行安全处置的措施。
第十四条 乡镇企业应尽量采用不产生或少产生尘毒的工艺和设备，采用无毒或低毒的原材料。产生尘毒的作业点应相对集中。生产过程中尚不能消除粉尘和有毒有害物质的，应采取通风防尘、防毒等措施，并定期检测。
第十五条 对接触尘毒等有害物质的作业人员，当地职业病防治和防疫机构应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对职业病患者应及时调离治疗，妥善安置。
第十六条 乡镇企业应根据职工工作性质和劳动条件，配备符合安全卫生要求的劳动防护用品、用具，并指导职工正确使用，不得将防护用品折成现金发放。
第十七条 乡镇企业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做好女工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的保护和十六岁以上、十八岁以下的未成年工的保护。禁止使用学龄儿童。
第十八条 乡镇企业应筹集安全技术措施资金，用于建设安全卫生设施和改善劳动条件。

第四章 安全卫生教育与培训
第十九条 对下列职工，企业应着重进行安全教育：
（一）新招收的职工；
（二）变换工种的职工；
（三）改换操作设备的职工。
第二十条 从事电气、起重、锅炉、焊接等特种作业的人员，必须按国家《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核管理规则》（ＧＢ5306－85），经培训考核，取得操作证书，方准独立作业。
第二十一条 乡镇企业主管部门和劳动部门负责企业负责人的安全卫生教育和培训，其中采矿、烟花爆竹、化学危险品和建筑施工等危险性较大的企业，其负责人须经县以上有关部门和劳动部门培训考核合格，方准任职。

第五章 事故报告与处理
第二十二条 发生重伤（包括急性中毒，下同）和死亡事故时，企业负责人应迅速组织抢救，注意保护现场，并在24小时内将事故经过、原因、死亡者姓名、伤害程度等情况，派人或用电话、电报报告县（市）乡镇企业主管部门和劳动部门，其中死亡事故和重伤三人以上事故，须同
时报告当地检察机关和公安部门。上述部门应迅速逐级转报省级有关部门。
第二十三条 乡镇企业应在每月三日前将上月职工伤亡事故情况报告企业主管单位，主管单位应在五日前汇总报告县（市）乡镇企业主管部门和劳动部门，并逐级上报省级有关部门。
第二十四条 发生职业病和职业中毒，应按《职业病和职业中毒报告办法》，分别报告当地卫生、劳动和乡镇企业主管部门。
第二十五条 伤亡事故分别由下列人员和单位调查处理：
（一）轻伤事故由企业负责人调查处理；
（二）重伤事故，由县（市）乡镇企业主管部门调查处理；
（三）重大事故（死亡一至二人或重伤三人以上）由县（市）乡镇企业主管部门和乡（镇）政府组织调查处理，县（市）劳动、公安等部门和检察机关派员参加；
（四）重大恶性事故（死亡三人以上）由县（市）政府组织调查处理，地（市）劳动、公安、乡镇企业等部门和检察机关派员参加；
（五）特别重大事故（死亡十人以上或死伤二十人以上）由行署、市政府组织调查处理，省劳动、公安、乡镇企业等部门和检察机关派员参加。
第二十六条 轻伤、重伤、重大事故应在事故发生后二十天内调查完毕；重大恶性事故和特别重大事故应在事故发生后三十天内调查完毕。
第二十七条 事故调查应就事故的性质和主要原因做出结论，并对主要责任者提出处理意见。参加调查的各方意见有分岐时，由劳动部门提出结论性意见；如仍有分岐意见，报上级劳动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审定。
第二十八条 重伤事故由县（市）乡镇企业主管部门处理并报县（市）劳动部门备案。重大事故报县（市）劳动部门审批。重大恶性事故经地、市劳动部门审理后，报省劳动部门审批。特别重大事故，由行署、市政府提出意见，经省劳动部门审理后，报省政府审批。
第二十九条 涉及追究刑事责任的重大责任事故，按最高人民检察院、劳动人事部《关于查处重大责任事故的几项规定》处理。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条 对下列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企业主管部门或企业给予表彰、记功、发给奖金、晋级和授予荣誉称号的奖励：
（一）认真执行劳动保护法规和安全规程，劳动保护工作成绩显著的；
（二）发生事故征兆，立即采取措施或及时报告以及制止违章指挥、违章作业，避免或减轻事故危害的；
（三）抢救事故有功的；
（四）通过技术革新或提出合理化建议，对加强劳动保护和改善劳动条件有重大贡献的。
第三十一条 对违反劳动保护法规造成严重后果的乡镇企业及其主管单位，由劳动保护监察机构按下列规定给予经济处罚：
（一）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存在重大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接到《劳动保护监察意见通知书》后逾期不解决的，处以二百至五千元罚款；
（二）冶炼、汞制品、石粉、石棉制品和其他职业危害较大的新建、扩建、改建项目的劳动安全卫生设施，没有做到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接到《劳动保护监察意见通知书》逾期不补救的，处以五百至一万元罚款；
（三）烟花爆竹、化学危险物品、建筑施工等危险性较大的企业，未按规定履行审批手续擅自开业的，责令补办手续，处以五百至二千元罚款；
（四）发生重大事故，处以三百至八千元罚款。发生重大恶性事故和特别重大事故，按不同行业，处以一千至二万元罚款。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在前条规定的罚款额一倍以内，加重处罚：
（一）接到《劳动保护监察意见通知书》后逾期不改，在一年内重复发生同类事故的；
（二）隐瞒或谎报事故的；
（三）有毒有害物质浓度、强度超过国家标准而不按规定进行检测和人员体检的。
第三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酌情减、免罚款：
（一）因不可抗拒的原因造成伤亡事故的；
（二）对尘毒危害已积极采取治理措施，但限于技术水平，尚未达到国家标准的。
第三十四条 一次罚款五千元以下的，由县（市）劳动保护监察机构决定；五千元至二万元的，由地、市劳动保护监察机构决定；二万元以上的，由省劳动保护监察机构决定。
第三十五条 劳动保护监察机构在对单位处罚的同时，可对事故直接责任者和有关责任人，处以三十至三百元罚款。
第三十六条 被罚单位和个人应在接到劳动保护监察机构的《罚款通知单》后二十日内，缴付罚款。
企业缴付罚款，从税后留利中开支，不得列入成本。个人缴付罚款由单位代扣代缴，不准以任何形式报销。各项罚款均按国家规定上交财政。
第三十七条 被罚单位或个人对处罚不服的，可在收到《罚款通知单》后十五日内，向上一级劳动保护监察机构提出申诉，对申诉的裁决仍不服的，可在接到裁决后十五日内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交纳罚款的，由当地劳动保护监察机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八条 被罚单位受经济处罚后仍不采取措施完善劳动保护条件的，由劳动保护监察机构按国家有关规定责令其停产、停建，进行整顿。并可提请有关部门降低其技术资质等级或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城镇集体企业、私人企业的劳动保护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乡镇矿山企业的劳动保护管理，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省劳动局、乡镇企业局共同解释。




1988年11月25日